张纮：《临困授子靖留笺》

张纮（约153—约220）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北）人。孙策创立基业时，出仕为官，孙权即位后，担任长史之职，在孙权定都秣陵（今江苏南京市）一事上谋略得当，是东吴有名的谋士，有《瑰材枕赋》存世。病危时“授予靖留笺于权”，体现了对东吴国运昌盛的殷殷期盼，但同时也是对孙权的劝谏和对身旁儿子张靖的警示教育。因此书信内容包括君主待臣之方和臣子事君之策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主不胜其情”难修德政。家书中，从一开始张纮就指出：“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瘖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自古以来，所有国家的治理者都欲实行德政来营造太平盛世，然而他们的治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也没有产生好的声誉。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辅佐，也不是因为君主不明白治国的道理，而是由于君主控制不住自己情感的好恶，不能合理用人。张纮认为，“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返。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因为大凡人们都倾向于畏难趋易，喜欢相同的意见而厌恶不同的意见，这正好与治国的道理相反。接着张纮引用《易传》中的话进一步强调修德政的困难，“从善如登山，学坏如崩山”。修德政要与自身的情感做斗争，就如登山一样困难。

第二，进谏之难与君臣离间。为什么君主“不胜其情”就不能正确任用人才呢？原因在于君主不能客观地分析臣子进谏的内容，最终导致君臣离间。张纮分析了君主所处的独尊地位：“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君主天生具有基业和权威，没有向他人索求的东西，所以自然能够放任自己情感的需求，听好听的话，做容易的事情，但臣子的地位就不同了，“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言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忠臣进谏的方法如果比较难以采用，或臣子说的话不符合君主的喜好，就很自然地导致了君臣间的离间不合。而一些比较受君主喜欢的则往往是投其所好的巧言令色之徒，长此以往，君主“巧辩缘闲，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序”。君主被假忠迷惑，朝政失序，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君臣关系是否和谐关键还在君主方面，在于君主能否“胜其情”。

第三，君待臣之方。君主虽然一时由于“情乱”，被小人迷惑，但明君还是会觉悟的，一旦其觉悟了，就会执行正确的待臣之方，即“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圣明的君主如饥似渴地寻求着贤良的臣子，克制着自身的感情和欲望，接受忠诚的进谏，奉行道义。若“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君主没有了被感情控制的偏颇而形成错误的任命，臣子也就没有了非分之想，君臣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融洽，才能共同努力把朝政推进到好的方面。因此，君主要三思而行，推广仁德。即“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第四，臣事君之法。张纮口授此笺，由其子张靖笔录，虽旨在劝谏孙权待臣之方，却也给儿子指出了朝堂的危险。忠臣之所以和君主隔阂离间，在于君主的“情乱”。但臣子让君主控制情绪和欲望是很难实现的，在君臣意见相左之际，最难为的是为臣者。张纮着重分析君主天然的权威优势和人之自然好恶倾向，分析臣子进谏的困难，就是告诉儿子在朝为官步履维艰，即使君臣目标一致，“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也依然存在君主“不胜其情”的时候。为臣者要事君以忠，但也要得法巧妙，适时进谏。遇到君主贤明的时刻，或贤明之君，才可巧妙进谏。遇到“情乱”的君主就要慎之又慎，忍之又忍了。这是给儿子分析朝堂之上的事情，也是对儿子今后仕宦生涯的警示。(https://www.daowen.com)

张纮讲治国辅政之道，提及希望孙权能够纳谏行仁德，希望忠臣能够适时纳谏的君臣相处之法，这也是汉魏时期家训中“和”的价值追求在朝堂上的体现。一旦君主和臣子之间能够上下合宜，互相敬重，君主和臣子就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从而朝堂和谐有序，自然政通人和，实现“修德政以比隆盛世了”。

应该说张纮对君主专权的局限是清楚的，他希望能够从君臣两方面加以修正和克服，但没有制约的君权是任性的，这种修正方法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注定是空想性、理想化和苍白无力，张氏后辈终逃不开因君主“情乱”而导致的悲剧。张纮孙张尚，是个有才华的俊杰，孙皓时官至待中、中书令。但孙皓（242—283，孙权之孙）专横残暴，奢侈荒淫，有次张尚在讲到琴学的精妙时，举了个例子：“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言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孙皓以为是暗讽自己德行薄，后来便找了个借口把张尚诛杀了。张尚虽有俊才，然君主不贤，进谏再巧妙，然与君“好同而恶异”，“皓性忌胜己，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这就是君主“情乱”而杀臣。

观张氏和陆氏两族家训，内容多集中于为官之道，仕宦之途。既道尽官场艰辛，又不舍其途；既有东汉以来世家大族保持其特殊政治地位的遗风余韵，又有其基于社会动荡而不得不追求的“保亲全族”的叮咛。所以其家训嘱子弟重才治学、知“盛衰之分”“依伏之机”，明君臣相处之道，从而避官场之“厚忌”。总体说来，经过两汉时期稳定文化环境的浸润，此时家训较汉初文采斐然。虽阐述观点是援引佛、道思想，但儒家的纲常伦理、齐家治国仍是家训的基本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