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家训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和改变社会存在。家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一部分，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而其发展变化受到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家训文化对经济基础也会起到有力的反作用。研究江苏家训的历史发展进程，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时期家训文本的爬梳和整理，还应将研究视野放大到江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来深刻理解家训文化的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认为，“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学者开始关注包括家训在内的“日常生活史”领域的研究，这些重新被发掘的历史资料，对于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逻辑和民间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江苏家训历史形态的演进是江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微观缩影。
先秦至魏晋时期，是江苏家训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华夏大地见证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的辉煌，也经历了三国争雄、五胡乱华的家国离乱，江苏地区的家庭结构逐渐开始从“同居共财”的宗族大家庭向“别居异财”的小家庭转变，一些具有家训性质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西汉的第一个皇帝刘邦是今江苏丰县人，他留下的《手敕太子》、其子孙汉文帝刘恒的薄葬遗训等早期刘氏皇族的家族规训等文献资料，充分说明了两千多年前，江苏先民已经就劝学、劝俭、劝善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家庭教育。加之同属丰沛政治集团的萧何、曹参、王陵等一大批西汉开国名臣均有家训传世，与刘氏家训共同构成了江苏家训的早期雏形。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江苏家训教化范式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和割据，又重新实现了大一统，以往大家族聚居的门阀士族家庭逐渐开始崩解，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散居家庭、城市家庭和商人家庭的大量涌现。大批有识之士在家国兴衰中开始关注到家庭道德教育对于保身济世的重要作用，开始自觉进行家训文本的创制。出生于建康郡（今江苏省南京市）的颜之推撰写了中国家训史上光耀千秋的经典著作《颜氏家训》，其提出的“胎教”“身教”“德教”等理念，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活动树立了典范，被后世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氏子孙也深受颜子推家训思想的教育和良好家风的熏陶，涌现出了颜师古、颜杲卿、颜真卿等一大批有气节、有才干的杰出人才。此外，这一时期南朝宋文帝、梁武帝等帝王家训从兴衰治乱的角度阐发为君之道、强调皇家道德，也标志着江苏家训教化范式的成熟。
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战争中处于强势地位，宋朝国力弱小但文化繁荣。北宋的灭亡后，南宋定都杭州，我国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以江浙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这一时期江苏家训思想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有所拓新，首次产生了范仲淹因开办“义庄”而创制的慈善家训和叶梦得谈论理财谋生的治生家训，反映出宋元之际江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家庭风气产生的重要影响。
明清两代是江苏家训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家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潮。一方面，明代开始，江南地区开始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生活高度繁荣发达，给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带来极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封建专制制度也达到了顶峰，因科举制度而产生的“江浙文人集团”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明朝中晚期反对昏庸皇权和阉党的斗争中，在明末清初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中，江南士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其中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等人的家训以及抗清义士顾炎武、夏完淳、史可法、卢象升等人的家训无不展现出大义凛然的儒家精神和民族气节，也用实际行动为家族子孙作出了流芳千古的“身教”典范。这一时期江苏家训繁荣的另一表现是，家训的形式和类别有了较大程度创新，一批以《庭帏杂录》《了凡四训》《内训》《女范捷录》为代表的劝善家训、女训开始涌现，体现出明清之际家庭生活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在硕儒士绅家训方面，明清两代也达到了创作水平的高峰，出现了陈继儒《安得长者言》、宋诩家训系列、朱柏庐《治家格言》、石成金《天基遗言》、焦循《里堂家训》、王师晋《资敬堂家训》等传世名篇，奠定了江苏家训在中国家训史上的重要地位。
晚清至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在西学东渐之风影响下，江苏家训的发展迎来了新的转向。作为较早开埠的沿海地区，江苏在洋务运动时期即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文化重镇，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先后在江苏地区为官施政，在其家书或案牍之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家训思想。进入民国后，一些民族资本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下，努力践行实业报国、毁家纾难的爱国主义情怀，产生了像扬州何氏家训、南通张謇家训、无锡荣氏家训、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黄炎培家训等一大批颇具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家训著作。可以说，一部江苏家训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江苏地区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生活史和奋斗史。
遵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大趋势，江苏家训史也经历了由中原文明向边缘文明的转移渗透过程。由于先秦两汉时期，江苏所处的长江流域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带黄河流域的生产力水平，因而江苏家庭文化始终处于中原文明向边缘文明传导输出的“文化洼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所谓“楚、越”“沂、泗”之地，正是如今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随着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江苏所处长江、太湖流域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入竞商贩，不为田业’之言有些夸张，但可知南朝的商税如值百抽四，并不为重。要突破古代闭塞的农业社会，只有工商业特别是民间工商业得到发展，才有可能。南朝商业的发达，表明在经济生活上，南比北要进步。”
随着生产和技术一同“南渡”的，还有中原政权维护其统治的、建立于儒家文明基础之上的家文化价值系统。社会生产力由黄河流域向长江、太湖流域的“南渡”，直接造成了中原家庭文明中的血统意识、宗族观念、家庭文化、教育方式在江南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经隋唐、两宋的漫长经营，长江、太湖流域经济社会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圩田、治水等生产耕作技术的出现，使得江南地区的物质生产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南宋时太湖流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成为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当地自然气候条件又较为适宜耕种渔桑，魏晋以后，江南地区物产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从上层阶级开始，社会风气开始出现奢靡、享乐的现象，大家族开始分崩离析，“广土巨族”的家庭道德面临佛道思想和价值真空的挑战，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家文化建设亟待重塑新的时代精神坐标。在此背景下，江苏地区家训思想的主要内容开始逐渐转向倡导“修身”“节俭”“居安思危”“慎言避祸”等方面。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江苏家训及其背后所折射的江苏家文化的繁荣发展，本质上是我国长江流域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景观，从一个侧面深刻体现了早期江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精神文化品格。
第二，江苏家训历史形态的演进是中国家庭结构发展变迁的文化呈现。
家训者，家庭家族之训示、诫勉也。作为中国家庭文化的重要载体，家训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家庭结构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秦汉以前，由于长江流域尚未得到大规模耕种和开发，江苏所在的长江、太湖流域经济基础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也一直未能产生可以和中原名门望族规模相当的大家庭和大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士人“衣冠南渡”，也给地广人稀的江南地区带来了家庭形式和家族结构的深刻变化。具体而言，这种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家庭结构逐渐实现了从大家族群居向小家庭散居的转变。根据传世文献和最新的考古发现可知，秦汉至宋代“南方广大地区（大致指秦岭-淮河以南）的乡村聚落形态，可能主要以散村为主，虽然在每一个地区（无论平原，还是丘陵山地） ，在不同时期都存在较大规模的集村及市镇，但在总体上，大抵一直是散村状态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到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社会战乱，江南地区的旧的门阀士族涤荡殆尽，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并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从而使门阀士族地主势力遭到了极大削弱。再加上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导致土地流转频繁，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大批中小地主涌现出来，大规模群居的门阀士族在历史舞台上逐渐销声匿迹。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家族群居向小家庭散居的转变，也带来了血缘关系疏远、宗族观念淡化等问题，一些官僚士大夫“深念保族之难，欲为传远之计”，开始创建义庄，建祠置田，进而也产生了类似范仲淹《义庄规矩》等家训经典。
其二，家庭性质逐渐实现了从农村家庭向城市家庭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世家大族的生产生活的维系主要是依靠农业和土地，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北方士族一般并不居住在城市之中。而南渡士人在商业发达和宗族分解的背景下，逐渐摆脱了土地和宗族的束缚，大部分迁居到城市之中。也即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所言，“南朝士族与城市相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尽管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正统价值观，在《南史·孝义传》中也对保持农村大家族群居的义兴陈玄子、武陵邵荣兴、文献叔等人进行了旌表和倡导，“但这种家族制度在南朝毕竟过时了，再旌表也难扶起来”。这种家庭性质的转变，也造成了江苏等南方地区家训价值取向的偏转，大量关于“治生理财”“和睦邻里”“读书求仕”等反映城市家庭生活的内容纷纷涌现。以致梁武帝教子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汝等未达穑稼之艰，安知天下负重”。再如宋代江苏还出现了专门教导族人如何进行家庭经济管理、如何理财维持生计的叶梦得“治生家训”，均是这种家庭城市化演变的具体体现。
其三，家庭价值逐渐实现了从重农家庭向重商家庭的转变。到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社会战乱，江南地区旧的门阀士族涤荡殆尽，时人选择婚配的标准不再重门阀士族而改为看重“金榜题名”或“资装厚薄”，这种对“进士出身”和“资财优渥”的追捧，无疑是科举制度和商品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南方地区家庭文化价值导向的深刻变化。《颜氏家训》中记载，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陈寅恪认为，称“从”是北方习俗，“重同姓，谓之骨肉”；而称“族”是南朝习俗，江南人对同昭穆的人，见面称兄弟，在外人面前才称族人。从兄弟近，族兄弟远，从“从”与“族”的称呼南北有别中，也反映了“与南朝大家族的离析，父子兄弟异计殊产相应”。
重商重利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在家庭的婚姻观上，颜之推就曾批评过这种风气。他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到了宋代，家庭价值取向中重商观念愈发强烈，“为了资财，娶寡妇者有之，入赘者有之，甚至进士卖婚、妇女嫁僧道者亦有之”。江南地区家庭重商的风气还反映在关于嫡庶之分的心态变化上，世居北方的世家大族礼法森严，有着严格的嫡庶继承制度，而江南地区则“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管理家事”。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家庭结构变化后人们婚丧嫁娶观念的与时俱进。
第三，江苏家训文化的发展繁荣构成了江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回首江苏地区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训文化已作为一种精神D N A深刻浸润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血脉之中，对于江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这种构成社会历史发展内生动力的“反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比照考察。一方面，在承平之时，饱受家训滋养的江南士人大多秉持“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家训精神，积极投身科举求仕的事业之中，“江浙文人集团”数百年来在中国政坛独领风骚，对江苏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自唐至明清，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由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元明清三代状元中，“来自北方的仅26名，占全国总额的13.4 %；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 %，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其中，家族传承是状元集中产生于江南地区的重要因素，“出于同一家族的状元，或父子、叔侄秉承，或以兄弟相接……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仍是苏州、吴县一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崇学之风，还体现在江苏地区百姓对教育的投入上，“人才出现率最高的两浙、两江及福建等地，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额以及设立学校的州县在本地区所占比例都在全国居于前列，三省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最为可观的是三省所设私学竟占全国的72 %。”以上历史材料深刻反映了良好家训家风文化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倾颓乱世，家国破碎之时，自幼受儒家精神熏陶成长起来的江苏士人，往往能够坚守不辱家风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底线，展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之气，在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斗争中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明代勇斗阉党的顾宪成、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等东林党人的家训，到明末顾炎武、卢象升、史可法、夏完淳等抗清义士的家训，无不反映出江南士人“忠孝大节重于生命”的铮铮铁骨和家国情怀。在山河破碎、率兽食人的离乱之际，以江苏地区为首的江南士人反倒展现出比北方皇亲贵族更坚贞的道德节操，异族侵略者也在江南地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抗争。正是这种家庭教育中浸润的“忠孝节义”意识，塑造了江苏地区百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的英雄气概，在清王朝强制实施违背中华民族传统家庭人伦理念的“剃发令”时坚决抵抗，当时江苏地区就发生了震动天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于明清之际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可歌可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