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江苏经济文化的繁荣
1.农业恢复和发展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江苏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人们躲避战乱使得大片土地荒芜。顺治三年（1646） ，江宁城外九十余村，十室九空。直至康熙初年，江南一带仍人烟萧条。因此，清廷采取多种奖励措施，招抚流民垦荒，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随着大量荒地的开垦，江苏各地耕地面积增大。以苏州府为例，顺治二年（1645） ，苏州府田地为62737顷，经15年的垦地拓荒，到顺治十七年（1660） ，全府田地面积达到95637公顷，已接近明代苏州府田地最高纪录。
除了依靠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外，清前期江苏还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等方式促进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一是注重选取和引种农作物种子，清康熙时吴江县就有水稻品种一百余种，到乾隆七年（1742）江苏省有水稻种类达525种之多；二是注重农具的发明和改进，乾隆、嘉庆时期，江宁府江浦县一带的富农，生产工具齐备，如锄、犁、耙、耧、耘荡、秧马、车水等工具，无所不有。除此之外，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复种多熟制在江南水稻产区广泛推广，提高了土地使用率。另外，清代江苏各地棉花、桑叶、茶叶等经济作物面积扩大，这些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
2.水利得以兴修
清前期，黄淮水灾严重。仅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的30余年中，淮河流域就发生黄河夺淮之灾90余次。黄河下游屡次发生决堤现象，严重危害沿岸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加之黄河倒灌到淮河和大运河，造成大量泥沙堵塞运河河道，危及南北漕运。清前期，江苏南北各地兴修水利。康熙、乾隆先后六次南巡，巡视河工，有力地推动了黄河、淮河、运河的综合治理及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政府在苏北地区大力整治黄河、淮河和运河水道，使得漕运畅通，同时也减少了下游地区的水涝灾害；在苏南地区疏通了太湖下游一些河道，扩大海塘的修筑，避免农田遭受海潮侵袭，还开辟了部分海滩为良田。
江南作为清王朝财赋重地，它的农业和经济地位在全国都十分重要，因此清朝统治者对江南水利建设很重视。史料记载，“东南财赋重地，素称沃壤，连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失修水利，致误农功。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利，以时蓄泄，庶水旱无虞，民安乐利。”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主要是对太湖下游泄洪水道进行疏浚。浏河、黄浦江和吴淞江作为太湖下游最主要的三条泄洪水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淤塞。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多次大规模治理三江。
3.手工业大发展
清代，江宁和苏州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城市，并开设了官营织造衙门——织造局。官营织造局主要织造皇室成员、户部所用赐缎匹，部分绸缎运往新疆、云南、贵州、蒙古及青海地区，作为郡主奉缎。同时，织造局还提供少量丝织品，与新疆、青海等地开展贸易。
清初，地方政府对南京、苏州等地民间机户曾有一定限制，民间丝织业遭受破坏，康熙年间逐步恢复，到康熙中叶以后，蚕丝在对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至雍正、乾隆时民营丝织业得到大力发展，这也促进民间丝织业的发展，使得江宁、苏州民间丝织业达到鼎盛发展。
清代江苏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快，无论是产销规模、产品种类，还是生产技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与纺织有关的轧花、纺纱、织布、漂染、踹压行业有了更加专业和细密的分工，出现了棉纱、棉布的交易市场。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江南踹染业的中心由松江转移到苏州，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棉花加工业中心。
明末清初，两淮盐业受到战乱及“禁海令”的影响，灶户逃亡，盐场荒芜。为此，清政府采取焙灶、招商、疏引等措施恢复两淮盐业生产，到康熙中叶，两淮盐业生意年年变好，获利甚多。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 ，淮南盐场有灶户579097丁，盐丁多的有万人以上，较清初增加8倍多。这些新增人口，除了从事盐业生产，还从事农业生产。盐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清廷盐课收入增加。在不影响盐课收入的前提下，清廷逐渐放开民营盐的生产。有的盐区开始废除灶户的灶籍，允许商民自由开采盐，主要生产资料也逐渐私有化，康熙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
和明代江苏地区官营造船业鼎盛局面相比，清代官营造船业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江苏沿运河、长江一线的苏州、太仓、江宁、镇江、扬州、淮安、仪征等地仍有一些官营造船厂存在，它们负责修造漕船和战船。清初，为剿灭东南沿海反清势力，清政府实施“海禁令”，民间造船业受到严格限制，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颁布“展海令”，民间造船业得以迅速发展，其生产规模和制造技术都达到较高水准。
清代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书籍成为重要的文化商品。在明代基础上，清代刻书印刷业——官刻、私刻、坊刻都有了更快的发展。南京民间坊盛于明代中叶，到清代更加兴旺，民间刻书运用活字印刷技术更为普遍。苏州民间坊的数量仅次于北京，道光时苏州“书坊一业，贸易四方”。除了运往国内各地，江南书籍还大量运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成为江南书籍的重要市场。
清代宜兴陶瓷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宜兴紫砂陶器日益精致。紫砂陶瓷集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除了生产具有实用价值的日用陶瓷外，还生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精美紫砂陶和均釉陶瓷。这些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行销日本等海外地区。
除此之外扬州漆器、玉器、苏绣、苏州装裱工艺水平较明代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4.商业经济繁荣发展
清代，江苏基本成形的水陆交通网络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伴随着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发展，到康、雍、乾时期，江宁、苏州、扬州等城镇已发展成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人口和城市规模都超过了明代。
清朝建立之后，江宁作为江苏的省会，逐渐由封建政治中心向工商业经济中心城市转变。江宁丝织等手工业得到很好的发展，各类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城市商业繁华，有花市、衣铺、书坊、纸扇商铺等等，秦淮河一带街上的商铺、酒楼、茶社除了白天营业，还有夜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南京加剧了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产米不敷所食，全赖外省客米接济”，清代主要依靠从湖广、江西、安徽等地输入粮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外地商人在南京建立了许多会馆和公所，在保护商人利益、反对不正当竞争、保护商品质量和标准、禁止哄抬物价等方面会馆、会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朝，苏州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在不断提升，成为全国工商业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城市之一。乾隆时期，苏州繁华达到鼎盛。“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州商品经济发达，行业、店铺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来此创业和谋生。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城市经济的繁盛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前。
明末清初扬州经济一度受到战乱影响，“旧尚亡窜，失业者过半，盐策凋耗”。到康雍时期，扬州经济才得到恢复发展。盐业贸易的兴盛促进了扬州城市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到乾隆年间，扬州繁华达到鼎盛时期。扬州盐商的奢华促进了建筑、饮食、服装、漆器、玉器等行业的兴盛。康熙、乾隆均先后六次南巡驾临扬州，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为迎圣驾，盐商斥资修建行宫和园林，筹备戏剧。随着商业的繁荣，扬州浴室、茶馆等行业也发展起来，人们习惯早上去喝茶吃点心，晚上到浴室泡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俗语也来源于此。各地的商人也旅居扬州，形成各自的商业特色和经营范围。
淮安作为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的枢纽城市，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这里设立了漕运总督机构。全国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定居，外地商人成为淮安商业贸易的主要力量。
清前期，江苏各地市镇经济有了迅猛发展，特别是乾隆年间市镇的数量和人口规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江苏地区大部分市镇主要是本地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为乡村提供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商品，还有部分是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形成了棉布业、丝织业、粮食业、盐业、交通业等专业市镇。
5.文化兴盛繁荣
文化传统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除了要面临建立社会秩序、恢复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富民强国的问题，还得应对整合文化这一严峻的考验。清王朝虽用“留发不留头”这样的强力改变了中原的某些古老的文化要素，但却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其悠久的传统文化。在清代之前，传统的中国文化已形成以儒为主的格局。清朝统治者十分注重尊天祭祖祀孔的正统信仰与仪式，并且编纂了《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文库，但另一方面却实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制造了很多骇人的文字狱。
江苏文化教育发达，有着浓厚的人文传统。清代依旧沿袭着明代的官学体系，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修、县学。书院作为古代一个重要的私学教育组织，到清代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体制。清初，清廷为了维护统治对书院有所压制，雍正年间开始放松，江苏各地的书院得以发展。一些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培育了一大批学者，还有一些书院潜心研究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江苏科举兴盛，赴江南贡院赶考的人数最多时达到2万余人，竞争激烈。清代26849名进士中，江苏籍（含上海市）2949人，占11 %。清代112科中共取状元114名，江苏籍有49人，另有榜眼26人，探花32人，这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苏地区在全国科举中的重要地位。
明代到清代虽然社会动荡，但仍造就了一批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这三位思想家的经历相似，早年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其中顾炎武是苏州昆山人，学问渊博，对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他抨击宋明理学家们“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肯定了“人欲”乃正常现象。提倡“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强调“明道”以“救世”，引经学破理学，力图建立一种实事求是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他还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对君主政治的暴虐进行了深刻揭露，并提出独到的“众治”主张，即“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清朝皇室比较尊崇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 ，同时对汉传佛教也很尊重并给予扶持。清朝，许多明朝遗民遁入佛门，意图匡复明朝，造成当时佛教极其盛行。江苏各地古寺名刹如南京的灵谷寺和栖霞寺、扬州大明寺、常州的天宁寺、苏州寒山寺等香火极为旺盛。另外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都有所发展，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江南地区也成了北京之外天主教传教士人数最多、素质最高、延续性最强的地区，也是天主教信徒最多的地区。传教活动的开展，也使得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先进的文化。
清朝前期，在清廷的支持和倡导下，江苏省各级地方官府组织人力修编了各种地方史志，促进了当地史志编撰水平的提高，为后人研究江苏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明清更替，战乱频仍，百姓生灵涂炭，文人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等表达民生之苦、亡国之痛。小说创作在清前期也最为繁荣，有着很高的成就，其中《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都和江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康、雍、乾年间作为清代社会安定繁荣的鼎盛时期，清朝的散文、戏剧、绘画等也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扬州与北京并成为当时两大绘画中心。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扬州地区还出现了一批艺术上大胆创新、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书画家，被称为“扬州八怪”，美术史上称其为“扬州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