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与出世的思想聚合

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有儒家崇尚入世而道家心怀出世的传统观念，但儒道的这种思想分歧在明清时期的家训文化中得以兼容。明清之际的硕儒士绅一方面感慨明末政治状况的满目疮痍，对新建立的清政权充满敌视，展示了传统士大夫的拳拳爱国之心，另一方面他们对当前政治现状回天乏术，大多数选择终老山林市井之间。反映在家训典籍中，体现出家训编撰者济世与出世并存的矛盾心理。具体而言，明末清初时期的家训文化，一方面回避仕途政治，注重在规范自身行为与品质，追求家门和顺万事兴旺；另一方面又重视气节与家国天下的责任观培养。

例如，被称为晚明“怪杰”的陈继儒一方面怀着独善其身的心态甘于隐居世外，另一方面他又对晚明山人群体提出了强烈批评。可见，济世之心与出世之念在陈继儒的内心存在着紧张关系，在他看来，“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利济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洁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此外，明末清初的家仇国恨给家训名篇《朱子治家格言》的作者朱柏庐，也带来了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朱柏庐做出了消极避世的选择，他投身杏林，尤其是在康熙年间断然拒绝了朝廷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不过，正如陈继儒的思想矛盾一样，朱柏庐依然强调对待国家、对人民要尽心尽力，要真正实践儒家的家国情怀。他说：“国课早完，即囊橐，得其乐。”这就是说，要对国家负有责任，不能偷税漏税，大丈夫处世要做到无愧于天地。同样晚明时期的士大夫宋诩在讲习传统儒家思想之余也格外注重养生，这也体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阶层济世之心与出世之念的聚合。(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