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尚渐进开新

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风尚在历史巨变的背景下，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挑战、空前猛烈的冲击。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输入，社会生活中新因素不断增加，许多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与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极不谐调，于是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移风易俗的主张，重塑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新风尚，促进社会礼俗、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渐进开新，使其向近现代转型。江苏作为近代改革的前沿阵地，工商发达、文化荟萃、思潮领先，社会风尚的开新程度更为明显。

首先表现在社会礼俗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主要涉及戒除妇女缠足、力戒吸食鸦片、剪辫易服、反对繁文缛节的虚礼、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从简办丧事、提倡自由婚恋、文明结婚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晚清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其次，生活方式渐向近现代转型。典型的标志便是迈入电气时代，社会公共设施和民众日常生活都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上海、南京等先进城市纷纷创办电厂，社会公共设施出现了新面貌，路灯实现了电力化，城市的夜间照明有了较好改善；也出现了铁路、火车、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高楼大厦出现了电梯，摄影也由日光照相改良为电光照相；上层人士的家里甚至可以用上从国外进口的电冰箱，冰激凌、西洋冷饮、电话、电风扇、留声机、电影等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再次，平等的社会关系渐趋形成。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凸显了平等的人际关系，突出地表现为女子逐步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唐群英、张昭汉等女界先进分子曾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将女子参政写入宪法。法律层面也对男女平等给予了保护，1912年，同盟会的新会章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男女平等。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家庭教化与社会风尚密不可分，家风是世风在家庭层面的阐扬，这些近代社会风尚理念在家训理念、家书寄语、子女教化等方面均有体现。缠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陋习，是对女性的摧残，倡导女性解放首先要解放女性身体——放足，这是社会平等之道最起码的前提。梁启超曾在1897年与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康广仁等发起成立不缠足会，总部设在上海，分会遍及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娶缠足女子为妻。上海参加不缠足的妇女约有5万人，此后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停止活动，但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女子不缠足，1900年5月，他写信劝其缠足的妻子李蕙仙放足：“卿已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夫人尚有此恶习也。此间人多放者，初时虽觉痛苦，半月后即平复矣。”严复主张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并将此提到社会的高度，倡办女学。他力劝藩台继昌、吴剑泉等兴办上海女学，对外甥女何纫兰建立完全女学校的建议大力支持，表示愿为女界出一臂之力。他在信中写道：“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严复为筹建“上海完全女学”做了许多工作，为之写了办校宗旨，并鼓励外甥女何纫兰“他日诚能自立，为女界吐气，阿舅教汝，岂徒与有荣施？盖所以娱桑榆、慰迟暮者，亦赖汝而已矣”。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严复对女儿的教育也与对儿子们一样重视。张謇亦然，他在《致吴夫人》中强调节省开支、筹办教育，也提到“为徐夫人造成女子学校”，从侧面反映了女学的发展态势，社会平等之道在大兴女学的推动下逐渐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