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苏经济文化的繁荣
1.农业逐步恢复和发展
元末，江淮和江南地区是战争的重灾区，土地闲置荒芜，居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家赋税的来源，因此明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就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朱元璋确立了“以农为本”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通过调整土地关系、鼓励流民垦荒等措施认可了农民部分占有和耕种无主地的事实。由于战乱地区人口逃亡殆尽，土地荒芜，朝廷通过奖励等政策迁移窄乡农民到宽乡垦种，以促进社会安定和发展。另外，为保证军粮供应，减轻国家和百姓的负担，明廷率先在南京推行军人囤地垦荒。后来，军屯在全国推广，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明政府向屯军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明政府通过军屯把耕地和战守有机结合，不仅将屯兵固定在耕地上从事生产，而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供应军粮的压力。针对一些未开垦的湖塘坡岭，民众开展了造田运动，形成围田、架田、涂田、沙田等。
明初，在政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负免税等措施下，江淮、江南各州府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耕地和人口均有所增长。
明代江苏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谚曰“苏松熟，天下足”。除了传统的稻类、麦类和豆类等粮食作物，玉米、番薯、花生等农作物也开始推广种植。另外，明廷还通过政策鼓励百姓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伴随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明后期江南太湖流域成为全国桑蚕业的主要的生产基地。
2.水利得以大力兴修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有水乡之称。长江将全境分为南北，境内河网密布。每到洪水季节，上游来水汇流洪泽湖流域，经常造成严重的水涝灾害。水利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对百姓造成生命和财产安全，明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当时江南粮赋运抵南京主要有两条水路：一条由运河运至丹阳，转车运往南京，中途转驳费工、费时；另一条沿长江溯流而上到南京，长江风大浪高，有时船舶会倾覆。因此明廷对胥溪运河进行了整治，并开凿了南京溧水境内的胭脂河。通过这两大水利工程，太湖、石臼湖、秦淮河三个流域就联通起来了，大大缩短航程，改善了运输条件。长江下游主要粮食产区通过水路联成一体，也就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也转至北京，大量粮食物资需要从南方北运，漕运方向发生了变化。为提高运输能力，明廷分别整治了京杭大运河各段，改善了航运条件，绝大部分施工都是在江苏境内进行的。
除了这些工程，明廷还修筑了洪泽湖大堤、治理了太湖水系、在沿海地区修筑了海堤，这些对于促进江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手工业十分发达
明代江苏各地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丝织业、棉纺业、盐业、印刷业、折扇业、陶瓷业和造船业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江南太湖流域种桑养蚕几乎成为农户的家庭副业，这也使得江南地区的桑蚕和丝织业在全国最为发达。南京、苏州等城市因此成为官营丝织业的中心城市。南京城内的100多个工商行业，与丝织业有关的行业就20多个。随着官营丝织业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丝织技艺也逐渐传播到民间。民间丝织业规模和产量得到增长，甚至超过了官织业，形成了纺织市场。
明代苏州府属各县纺织业也很繁荣，生产的棉布行销全国各地，有的甚至远销日本等国。明代棉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原棉到棉布经过了擀、弹、纺、织四道工序。到明末清初，苏州出现了专织高档产品的织花机，与此同时，与织布配套的漂染、压平、踹光等行业也日趋繁荣。
明代制盐业是政府重要的产业和税源，实行政府专卖政策。江苏地区制盐业主要生产海盐，江苏东部沿海各州、县都汲海水煎晒海盐。淮河以南以北盐品好，产量高，市场也最广，对明政府财政收入贡献很大。后来淮北盐场发明了滩晒制盐法，主要采用的是池滩晒盐，涨潮时用水车加上风篷将海水车进扬卤池，经过风吹日晒卤汁就浓了。与淮南煎盐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用工少，耗时短，成本低，产量高，盐质好，这使得淮盐在全国独占鳌头。明代宋应星曾在《天工开物》中写道：淮盐质重，其他海盐质轻。到万历年间，明廷被迫同意向两淮灶户征收一笔折色银和向盐商征收税赋，然后允许他们自由生产和卖盐，民间盐业由此得到更大发展。
明代南京、苏州等地的刻书印刷业也十分发达。南京官营雕刻印刷业是当时全国雕刻印刷业中心之一，苏州是明代中国四大图书集散地之一。明初南京国子监凭借皇家图书馆的丰厚藏书和人才优势，在印刷方面成绩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累计271种，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9大类。明代后期民间刻书业日益兴盛，刻书内容和品种多为民间所需的评话、小说、戏曲、传奇等通俗读物，除此之外，还有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琴谱、绘画等书籍。无锡活字印刷业也很有名，大部分为活字铜板。明代印刷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南京有长江流域“四大火炉”之一的称谓。夏日十分酷热难耐，扇子也就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必需品，造扇业也因此兴旺。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即位后，非常欣赏江南的民间工艺品。折扇舒展自如，携带方便，于是朱棣“命工如式为之”，下诏令宫内工匠制扇，并吸取外来工艺进行制作。竹折扇“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南京成为当时全国的制扇中心。“金陵折扇”又称宁扇，成为苏扇、杭扇、川扇、岳扇等流派之首，制作技艺也闻名遐迩。史料记载，正宗的金陵折扇需要二十个工匠、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南京是江南数省的科举之地，来南京参加科举的士子都要选购一些高档的折扇，待科考结束时带回，闲暇时在扇面题诗作画，自行收藏或馈赠亲友。制扇艺人的巧运匠心和扇面绘画的精心布局也使得折扇也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夫子庙三山街一带集中了许多销售金陵折扇的店铺，各种质地、规格、档次的都有。明清是金陵折扇发展的鼎盛时期，折扇畅销全国各地，当时有“南京折扇名天下”之说。苏州制扇业也很发达，扇面绘以山水、花鸟、人物等画或者题名人诗句。苏州书画家们细致的绘画风格使小品式扇画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https://www.daowen.com)
江苏宜兴以盛产紫砂陶器而闻名于世。宜兴制陶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制陶，至汉代生产大量的日用陶器，但是紫砂陶制作始于明代中晚期。明代一把上好紫砂壶，甚至可以抵中人一家之产，常与黄金争价。紫砂陶成为名器名陶，形成了壶艺、诗词、书画、篆刻相兼于一体的紫砂名壶，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江苏地区的造船业也十分发达，南京、清江、太仓等地官营船业均有很大规模，这为郑和七次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另外明代江苏官营船场承担了当时全国大部分漕运船只的修造任务，为漕运和海运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4.商业快速发展
明代江苏涌现了南京、苏州、扬州、淮安等中心城市，它们对于区域甚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初南京成为全国的都城，洪武年间朱元璋数次徙民京师，南京民户激增，使得南京城人户进入鼎盛时期。明成祖北迁后，南京降为留都，南京城人户大为减少，经济因此一度中衰。作为留都，南京仍居住着许多明朝达官贵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在全国仍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南京城市商业日趋繁荣，并渐至鼎盛，到正德年间南京经济才再度兴盛起来，到万历年间，南京“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繁华区更是“比舍无隙地”，“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覆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明后期，一些文人在文艺作品中（如《南都赋》）赞美了当时南京商业的繁荣，著名画家仇英所绘《南都繁会图卷》生动地展示了南京的繁华和市民生活的场景。
明初洪武年间，苏州许多富户和工匠迁徙至南京、凤阳和北京等地。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苏州经济也逐渐恢复。发达的手工业和便捷的交通奠定了苏州商业繁盛的基础，到万历年间客商云集，苏州也变得人口众多，更加繁华富饶。
扬州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交通运输十分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云集于此，经营盐、木等贸易货物。至万历年间，扬州城已“人烟浩穰，游手众多”，全城至少40余万人。
淮安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和漕运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淮安城内外，漕督驻居，人户稠集，市井繁荣。漕运相关人员众多，大大增加了对商业的需求量，河两岸十余万人赖此谋生。
明代时期，江苏的仪真（今仪征）、徐州、无锡等城市经济和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徐州是明代南北大运河的“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号称“五省通衢”。漕运推动了徐州漕船修造业和盐包擎捆业的发展，促进了徐州商业的繁荣，许多手工匠人也从外地来此发展。但由于黄河每次决堤，徐州附近及以南的运河均要受到严重影响，频繁的水灾成为制约徐州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城市，江苏地区市镇经济在宋元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而真正兴盛则是在明清时期。市镇是农村地区商业聚落的通称。“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曰镇。”市多小商贩，人口和商业规模较小；镇多是坐贾，商业规模较大。江苏南北地区水网密集，依水而建的市镇成为临近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地。明代后期，江苏市镇工商业日益繁盛，将广大农村地区与县城、大城市之间连接起来，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文化发达
明朝时期江苏地区经济繁荣，促进了整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的发达。特别是明朝建立后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系统，南京有国子监，地方上也建立了府学、州学、县学等各级官学。另外民间私学、社学也有很大的发展。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将“崇儒”定为国策，并招揽大批儒家学者参与国家治理。永乐年间，明廷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集经传、集注，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明前期，思想界“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明中叶后，程朱理学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王守仁的“心学”逐渐得到传扬，风靡一时。晚明泰州人王艮追随王守仁求学多年，最终形成“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是一个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平民学派，宣传“百姓日用即圣王之道”思想。王艮从“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人的身体是“天地万物之本”，也是“天下国家之本”。“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首，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吃不饱，穿不暖即失其本。“安身立本”强调要维护人的尊严，“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身和道被视为“至尊者”，实际上是维护和满足个人的自然本能。只有安身才能安天下、平天下，物质条件对于安身十分重要。另外，在王艮看来社会危机重重，和个人道德有关，只有解决了百姓的衣食冷暖，才能“安身立本”，才能治国平天下。“安身立本”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正己正物、爱人敬人来调整人和人的关系。另外，王艮还强调“以孝悌为本”的孝悌观，他主张不绝对盲从，坚持独立思想。“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与传统孝悌观显然有着原则的区别。泰州学派人数众多，成员遍布全国，它作为一个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平民学派，对明末清初思想启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
朱元璋曾经为僧，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支持汉地佛教诸宗的恢复和发展。明代，政府对规模较大的寺院给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以赡僧。如报恩、灵谷、天界“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明朝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也注重整顿，既制定和完善了提倡和保护的政策，对各种合法宗教也兼容并蓄，允许其存在，因此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印度密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明代江苏地区的文学艺术也得到很大发展，流派纷呈。《中国文学家方典》统计，明代文学家共1401人，有籍贯可考者共1340人，其中北方仅175人，南方却有1165人，整个北方不及苏州一府的文学家人数。当时苏州府195人，常州府65人，扬州府32人，应天府20人。江苏文人在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绘画各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进入繁盛期，江苏作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吴承恩的《西游记》、施耐庵的《水浒传》和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