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变迁对该时期家训文化发展的影响

家训是家庭内部的教化方式，其形成与发展既依托于家庭这个基础组织形式，又受到外界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家庭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家训内容和家训特点。

家训属于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训还是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无意识行为，及至阶级社会，当家长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家庭成员进行教化时，家训也就形成了。但家训的内容还是低层次的、零散的，随着社会实践内容的复杂和丰富，家训的内容也必然日渐丰富并逐渐理论化和体系化。这里我们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再就该时期的家训流变略做补充。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训萌芽于父系大家长对家庭成员劳动技能的传授和生活规范的传承活动中，尚未形成独立的意识内容。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步入阶级社会，取代氏族家庭的宗族家庭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原有的血脉关系基础上增添了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宗子与宗人之间，既有着长辈对晚辈的脉脉亲情，又存在着政治、军事的统治关系。宗子在家庭管理和教化中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家庭成员的等级观念，对直系血亲培养统治手段和统治理念，甚至为巩固等级地位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支撑。这些内容是从宗族家庭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独立出来的意识，是对宗族家庭政治、经济和军事实践的能动反映，被宗族大家长理论化后用来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说明家训尤其是活动形式的家训已然形成，如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对儿子的行为做出过“应当”或“不应当”的规定。后来周公把这些规范集合起来，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吸取殷商败亡的教训，把个人的品德、能力上升到“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使之理论化，成为训诫子弟的理论依据，甚至亲自躬行道德规范并对子弟进行教化实践，并在教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家训规范，开创了灵活多样的教化途径和方法，周公成为中国传统家训的开创者。此后，家训的内容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家训的载体和方法也更为丰富。

汉初刚刚经历过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从连年征战和秦王朝暴虐的统治下走向平稳与发展。但统一的疆域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观念，百家争鸣的余韵在汉初的宽松政策下有所复苏，兵家、法家、道家和儒家思想在家训中都有所体现，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思想被统治者采用，显现出以儒家价值观为家训主导的重儒趋势。(https://www.daowen.com)

东汉末年流民暴动、黄巾起义，各割据势力间往来征战，三国鼎立间彼此征伐无休，儒、佛、道思想大放异彩。“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大变革、大一统、大动荡的生活实践使该时期的家训文化出现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首先，该时期的家训文化出现了新的内容。汉初经济的欣欣向荣、汉中期的鼎盛繁荣使立志、为学等积极进取的内容增加；儒家价值的主导地位和西汉的以孝治国理念使修身、睦亲的内容在家训中凸显；动荡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安身保命、保身全族等理念也成为家训的新内容。社会生活实践的复杂、多变，使该时期的家训内容愈加丰富，体系愈发清晰。其次，该时期的家训文化出现了“家书”“遗诏”和“敕令”等新的形式。最后，该时期的家训文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先秦而言，家训改变了零散性、不系统性的局限性，开始有了基本的价值导向。虽然西汉初期和魏晋时期，道家、法家和佛教思想在家训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但经过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开太学、置五经博士的举措，儒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该时期的家训仍多重视儒家的价值导向。

总体而言，两汉和魏晋时期，家训文化既有发展又有变动，其发展表现在相较于先秦家训，家训的内容获得了不断的丰富、充实和创新；在形式上也经历了由个别到一般、由分散到体系的过程。但总体而言，该时期的家训内容虽然整体丰富，单个家庭家训内容却比较单薄，篇幅短小，涉及内容比较单一，尚未形成体系。且单个家庭家训有其内容的侧重变化，亦有其价值导向的变迁，尚处于家训的流变期，为南北朝时家训的完全定型做了必要的尝试和准备。

江苏家训的流变与整个中华家训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