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训诫成主要形式

以家书教诫家人子弟，虽自古有之，但篇幅不多，内容也不全面。而到了近代，这种情况明显不同。家训教化形式与途径发生了变化，家书训诫成为其主要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客居他乡，书信成为与家人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家书成为家乡情感的寄托。江苏地处东部沿海，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自然来苏为官从政或经营商业的人更多。第二，近代邮政业的发展，使得书信的传递更为便捷，这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江苏地区处于长江下游，经济文化走在全国前列，加之交通便利，为通过书信进行家训教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时局的动荡，部分官僚士大夫长期在外为官，军务、政务繁忙，不可能撰写诸如《颜氏家训》《郑氏规范》《孝友堂家训》之类的系统家训著作，只好采取这种简洁、快捷的家书方式对子弟家人予以教育、指导。

这一点在洋务派领袖们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曾在江苏任职，基本采取了家书的形式教家训子。虽然家书的篇幅长短不一，但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读书治学、修身做人、治家理财、勤劳节俭、谨守门风、和睦乡党、处世之道、报国恤民、从政治事甚至学诗作文、养生保健、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https://www.daowen.com)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决定了简短快捷的家书成为近代教家训子的主要形式，这是对传统家训在教化形式上的一大发展。这些家书，或是教诲某个子弟，或是传与全家阅读；或是要求子弟置于案头，作座右铭，日常对照，或是要他们抄写数份，各做提醒之用。譬如，左宗棠就曾要求儿子孝威将家书“别写一通，携之案头，时加省览，如日与我对，庶免我忧。此帖亦宜与润儿及癸叟、世延传观，并各抄一份，俾悉我意”。由于家书承载着家人的寄托，成为传递牵挂的载体，带着浓浓情感的家书穿越时空的界限，相对于传统的家训文献而言，一定程度上会有更好的教家训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