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家训教化的鲜明特色
第一，设立“义田”“义庄”资助的同时注重对族人的教化。
前文介绍，祖籍江苏吴县的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困，他发愤读书，考中进士后做了高官，但他不忘幼年生活，深感穷人特别是孤儿寡母的艰难，因此，为官后专门拿出俸禄设立“义田”。义田是由宗族中一些人家提供一定的土地，经营获得的租金用于帮扶本族的穷苦族人。范仲淹的子孙们又继续努力扩大义田规模，此后，开始在义田之上建筑房屋住宅，渐渐地形成了村庄或庄园，即“义庄”。范仲淹设立的义庄，对于当时的小农经济有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价值十分明显。
范仲淹及其子孙订立的《义庄规矩》，不仅维护了宗族共同体，而且对宗族成员的管理和教化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义庄规矩》用奖惩结合的方法来调控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宗族的管理，且有系统的理论，以收抑恶扬善之效。以前家训中也有劝赏的成分，但不具体，《义庄规矩》的具体化是家训史上的一个发展，从此以后，家训中奖惩性的规定逐渐增多。这种礼、法并用的做法，对于强化家庭教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格言警句体家训扩大了家训文化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
图45 2015年中国伦理学会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课题组在徐州召开的国际研讨会 本书作者摄
江苏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之所以影响深远，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采用了格言警句体。“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这些格言名句传播广泛，而且经久不衰，几乎家喻户晓，童叟皆知。这些格言的影响决不仅传承于人们的口头上，而且能够深入人们心灵，落实于人们的行为实践。
《中国家训史》一书对于《治家格言》的鲜明特色有较为准确精当的评价：
首先是齐整押韵，便于记诵。这篇家训文字上非常流畅，采用对仗句式，极为工整，不少句子还押韵合辙，读来琅琅上口，使人愿学愿记，也易于背诵。
其次是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治家格言》的语句大都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的教育。(https://www.daowen.com)
再次是正反对比，善恶并论。使人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是倡导的，何者是力戒的。
第三，“义士”家训关注社会变动时期的节操教育。
在朝政黑暗或改朝换代的社会变动时期，一些具有气节、信念的政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往往不仅进行强烈的反抗斗争，而且注重对于子弟家人的节操教育。本书第五章就以不少的篇幅论述了明代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何士晋等“勇斗阉党的义士家训”。同时，江苏作为明清之际抵抗清军的主战场，涌现了众多抗清义士，他们的高尚节操，在留给子孙后代的家训文献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第五章介绍的顾炎武《答徐甥公肃书》，卢象升《寄训》二则，瞿式耜《与子书》，史可法《遗书》，夏完淳家书和“明朝二遗民”之一的阎尔梅家训，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江苏无锡人高攀龙，学识渊博，因品性刚正不阿得罪权贵被革职，后来自沉了结生命。这样的人生历程中，高攀龙仍然能够以堂堂正正做人作为教育影响家人的宗旨，写入宗族家训之中。高攀龙的《家训》开宗明义提出：“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少年时反对宦官权贵，后来参加南方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奔走于百姓中间，了解民生疾苦，胸怀天下大事。顾炎武的两个外甥都在清王朝做了大官，而顾炎武也总是施以气节的教育与熏陶。
坚守扬州、抗击清军誓不投降的史可法亦然。清军统帅多尔衮曾亲自写信劝降，均被史可法严词拒绝。扬州被围困后，史可法身先士卒带领军民坚守孤城，分别留下来《上太夫人》《遗夫人》《遗叔父兄弟》《付史德威》四封遗书，表达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崇高气节，充满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城破史可法自杀未成被俘，坚决不降清军，慷慨就义。
第四，劝善家训影响深远。
前面论及，劝善内容的家训在明清时期的江苏家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吴江人袁衷、袁襄、袁裳、袁表（即袁黄）、袁衮等兄弟五人根据父亲袁仁、母亲李氏夫妇平时训诫整理而成的《庭帏杂录》，是积德劝善的代表作之一。袁、李夫妇对儿子、媳妇们的教诲不仅循循善诱，而且教勉结合、言传身教，尤其是李氏的以身立教更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袁仁、李氏的四子袁黄，在南京栖霞山拜会高僧云谷禅师，云谷禅师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施以引导。袁黄深受启发，改换自己的原来的号“学海”为“了凡”。他留给儿子的四篇家训汇辑成《了凡四训》，这部家训以亲身经历教育儿子修身立德，成为中国传统善书的影响最广的读物。
前文对《了凡四训》的内容作了介绍，仅从“四训”的标题来看，“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就充满了浓郁的儒家精神气质，但从内容来看，《了凡四训》包含了不少神秘主义的迷信成分，例如所谓的鬼神赏善罚恶、因果报应、天神托梦等等。不难看出，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之说与民间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结合，袁黄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儿子进行安身立命、谦虚处世、求福向善的教育。这样的方式显然也很好地能够迎合了世人对于鬼神的恐惧心理、对于功利幸福的向往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借力佛教，是《了凡四训》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取得了较好的劝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