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繁荣对家训发展的影响

鉴于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武将专横的历史教训，北宋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以儒立国”、尚文抑武和大兴科举的文化政策。宋太祖时就指出了“宰相需用读书人”的治国方略，到宋太宗时，这种思想更加明朗，他提出要“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

这种以文治国的政策，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在宋代形成了重文轻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文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宋太宗曾以无比感慨的口气对其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社会上对士人也是另眼相看，就连富可敌国的商人也以能与士人结亲为荣耀，如朱彧在其《萍州可谈》中云：“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府就，一婿至千余缗。”这种对读书入仕的大力倡导，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读书至上的社会风气。

唐代以来江淮地区崇文重教，文化发达，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至宋元300多年间，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和诱导下，江淮一带学子读书应举的热情空前高涨。江淮读书风气之浓郁，人数之多，绝无仅有，人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在这一时期的江苏家训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长辈劝勉、教育晚辈重视学业、读书取仕的内容。譬如在范仲淹后人制订的家规《续定规矩》中，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子弟给予路费等资助，“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再如，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也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惟此才能“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https://www.daowen.com)

在思想领域，宋代儒学获得了复兴，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支柱的新儒学——理学。理学的兴盛使得孝悌伦理观念深入人心，理学家将忠君与家训文化的“孝”相结合，把政治文化转移到家庭教育当中，追求忠孝教育。如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就强调，“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此外，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代，北宋末期至南宋一直处于与金对峙之中，边疆少数民族的强大和对中原的觊觎，增强了当时政客文人报国御辱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教育子孙保家卫国，精忠报国、抵御外辱也成为宋代家训的主旋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