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1811—1872） ，字伯涵，湖南湘乡人。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是洋务派领袖之一。
曾国藩虽是湖南人，但他于1860—1868和1870—1872年间大约十一二年时间任两江总督，许多教诫子弟、家人的家书家训都是在江苏任职期间撰写的，对推动近代江苏的家训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极其重视家训教化，他在《与弟书》中说：“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正因为他以训家教子为己任，而一生戎马倥偬或在外地做官，故而以家书形式训家教子，写下七百多封家书，其中在江苏为官期间就有四百多封。这些家书既承继了传统家训之精华，又不拘泥于古人，对家训内容与教化方式方法都做了创新。光绪三年（1977） ，清政府颁旨由李翰章编纂、李鸿章兄弟校勘，刻印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家训》就是由其中的部分家书汇辑而成的。
图41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本书作者摄
在编纂体例上，《全集》根据家书寄送对象的辈分大致分为两类：寄给父母、兄弟的，归为“家书”，共十卷；寄给子侄晚辈的，归为“家训”，共上下两卷（“家训”部分仅有三封书信不是写给子侄晚辈的，分别是写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两封和写给长辈丹阁十叔的一封）。
曾国藩家训思想流传广、影响大，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仕宦家训的发展，甚至将其推向了峰巅。曾国藩家书中的家训思想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
1.注重家规家声的诫家之道
曾国藩特别注重家训教化，认为家训教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弟成人成才，从而决定家业是否兴旺。同治五年，在《与四弟国潢书》中，他告诫弟弟：“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书积衣，总是枉然。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人之贤否主要是指思想品德高尚与否。曾国藩说“天生占六分”，虽然不符合能动的反映论原则，但他认为家教占四分，肯定了父兄教育的作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重视门风、家声，受其祖父曾玉屏（字星冈）的熏陶。这在他咸丰十年《与四弟国潢书》中记载了祖父传承下来的“八字家训”：“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曾国藩以祖父家训思想告诫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
在祖父“八字家训”基础上，曾国藩将其发展为“八本之说”。即：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
同时，曾国藩还指出家道是否长久不在于一时官爵而在于长远的家规。同治五年，在《与四弟国潢书》中明确指出：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甚矣。
为了家道长久，曾国藩嘱托诸弟要勤俭自持、忠恕教子，以敦恭谨之风保障不坠家声。同治十年，他在《与国潢国荃书》中说：“并望互相切磋，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无不坠家声耳。”(https://www.daowen.com)
2.崇尚勤俭恭谦的居家之道
我国自古重视治家之道，经过世代积淀逐步形成了勤俭持家、敦亲睦邻的优良传统，近代家训亦十分注重对子弟这方面的教导。曾国藩家训就特别强调勤俭恭谦家风的重要性，他认为“懒”与“傲”是古今人生致败之所在。咸丰十年，在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信中他写道：“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他多次在家书中强调要加强子弟勤俭谦逊品德的教育培养，同年他在《与国荃国葆书》中指出：“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又在《与四弟国潢书》中强调：“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于‘傲、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傲’字。弟切戒之。”
同治三年，曾国藩与四弟曾国潢多次通信，强调教导子弟要注重培育勤俭的道德品质，如“余兄弟无论在官在家，彼此常以俭字相勖，则可久矣”。“家中诸侄，近日勤奋否？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侄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至为廑系。”“门第太盛，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余欲上不愧先人，不下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俭为主。”“吾家子侄，从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无常保盛美。”
3.倡导报国恤民的为官之道
报国恤民的为官之道，也是曾国藩家训的重要内容。他要求弟弟和子侄以“作官以不要钱为本”的原则报国恤民，在《与四弟国潢书》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迹。信中说，“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牗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曾国藩在教育子弟为官问题上同样秉持这一理念，他多次教导子弟为官要爱民。咸丰十年，他在《与国荃国葆书》中说：“凡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同时，他经常教育子弟勤于政务，以勤报君，以爱民报亲，他在致诸弟的信中指出：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官时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
4.提倡自立自强的励志之道
与晚清民国动荡时局相适应，该时期教导子弟的家训理念更加凸显了自强自立的立志教育，尤其在洋务派家训中更为显著。曾国藩认为必须以自立自强之志指导读书，才能成就内圣外王之业。他训导其弟：“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这种自强自立自主的子弟教化思想在中国传统家训中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育人理念实际上是处在内忧外患时局的近代中国，如何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在家庭领域的反映。
5.主张卫生保健的养生之道
相对传统家训而言，卫生保健的养生之道在近代家训文化中逐渐增多，从侧面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曾国藩“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子侄尤多虚弱”，故家信中多有劝导养生之语。
曾国藩主张的科学养生之道首先是反对封建迷信。咸丰十年，在给四弟国潢家书中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以“少恼怒”为根本，以眠食为中心，以动静结合、养心与养身结合为特点，强调心理调节而不重视服药。
曾国藩还提出了养生“五事”“六事”法则。他说：“养生之法，曰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六事”是在《与国潢国荃书》中提出的，他教导后辈：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是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元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 ，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
此外，曾国藩还主张少服药、用食调、重自养的保养之道。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他指出：“余意欲劝弟少停药物，专用饮食调养。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然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