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有形的家训“传德”和无形的家风“养德”并重是江苏家训发展的一大特色

“传统家训的基本载体有两类：一是族长或家长撰写、制定，有较强的教化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家规、族训或家教文献；二是对家人子弟进行的家庭教化、训诫活动。前者是文本，后者是教化活动实践，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彼此为用。”江苏地处长江流域，东临大海，西接中原，扼京杭咽喉，当南北要冲，既得中原文明滋养之便，又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自古就形成了该地区民风崇学向善、社风务实尚行的地域精神文化品格。这种精神品格体现在家庭教育中，即表现为既注重利用家训、家书、族规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教育载体承家传德，又注重利用家风、家德、家礼等无形教育载体潜移默化地涵德育德；既注重言传，又注重身教，身教重于言传。通过对江苏家训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士大夫精英有着明确的家训创作自觉之外，更多江苏先民的家训思想并未被冠以“家训”二字，而是广泛蕴藏于宫闱诏诰、家庭书信、诗词唱酬、楹联牌匾、箴言碑铭等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教育载体之中，有些甚至并未留下任何物质文化的家训内容，仅仅是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相契、普遍认同而代代口传心授保存下来。根据徐少锦、陈延斌等人的研究，中国古代家训的基本形式有四类，即“语言形式”“文字形式”“实物形式”和“实践锻炼”。在江苏家训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范仲淹的《义庄规矩》、袁黄的《了凡四训》这样影响深远的经典文本，也有像刘邦的《手敕太子》、刘义隆的《诫江夏王义恭书》、顾炎武在学术著作《日知录》中谈到的廉耻教育、红色资本家荣德生临终的口授遗命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家风熏陶案例，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多彩的家训样本。更有像勇斗阉党的顾宪成、周顺昌、李应升等铁骨铮铮的东林士大夫以及史可法、卢象升、夏完淳、阎尔梅等宁死不屈的抗清义士等，他们更多是把对家国的责任、后代的期许用自己可歌可泣的道德行为书写在了华夏大地上，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