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家训》：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
高攀龙（1562—1626） ，字云从（另字存之） ，号景逸，人称“景逸先生”，无锡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因父丧守孝，万历二十年（1592）方入仕。万历二十三年（1595） ，高攀龙以事假归家，不久又遇亲人病故，遂不再出仕，与顾宪成及其兄弟友人一同在东林书院讲学，历时二十余年。高攀龙奉行“学者以天下为任”的原则，在讲学中传播“忧国、亲民、实学”思想，与顾宪成亦师亦友，海内士大夫并称“高顾”。顾宪成去世后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天启元年（1621）高攀龙重新出仕，先任光禄少卿，因上书弹劾阁臣方从哲得罪皇帝，被夺禄一年，改任大理少卿。天启四年（1624）任左都御史，又因揭发淮扬御史崔呈秀贪污秽行一事受阉党打击，被革职回乡。天启六年（1626） ，崔呈秀欲行报复，诬陷高攀龙莫须有罪名，并派人逮捕他。高攀龙视被阉党所执乃是对自己人格的巨大侮辱，在留下遗言“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之后，从容投水，终年六十四岁。崇祯元年（1628）获平反，朝廷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著有《周易易简》《二程节录》《正蒙释》等多部著作，其门人陈龙正编有《高子遗书》计十二卷。
高攀龙学识渊博、品行刚正、疾恶如仇，声名远及后世。清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收录《高子遗书》，在家训前的按语中称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高攀龙为族人所撰的《家训》中，将堂堂正正做人作为家训的基本宗旨，《家训》围绕如何修身做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理念。
《家训》开篇即提出：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针对做好人会吃亏的普遍性观点，高攀龙指出：
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实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高攀龙特别强调，要做好人，读书学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读书要“穷理”“亲贤”，一定要明晰正道，不可无知糊涂，“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家训》最后，高攀龙还特别提出如因故无法读书求学时，也一定要遵守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圣谕六言”，尤其要戒除嫖、赌、诉三类事情，做一个淳朴的良善之人。对于如何立身做人，高攀龙也提出了总体要求，即“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
对于如何做个好人，高攀龙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爱人敬人。他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恶人，人亦恶我；我慢人，人亦慢我。”高攀龙认为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和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一体的和相对的，因此他要求家人子弟务必要广发善心，弘扬人道，周济贫穷，即“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要大量、长久地行善积德。
2.宽待他人。高攀龙认为“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为人相处之间难免有冲突纠纷，如果涉事涉财，不应过于计较，能放宽的时候不要咄咄逼人，多留一些余地。若能退让一步，有助于防范事态扩大和问题的解决。当然，辩证地看，退让的余地需要妥善把握，应有原则，不应单纯退让，自损利益。
3.慎言谨交。高攀龙叮嘱后人。
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言行举止会产生相互影响，不可不重视，尽管在现代来看，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保守消极，但在当时阉党专权的环境之下对自己和家人却具有实际的保护作用，应当辩证理解。其中交友需谨慎的观点仍有积极作用，高攀龙同时也提出了“若是贤友愈多愈好”，并非一味反对交友，更多是在于叮嘱族人交往需谨慎。
4.戒除恶习，改过迁善。高攀龙列举了许多容易使世人受迷惑的恶习，要求子孙力戒。如为了所谓体面而“曲护其短”；贪图享乐，导致耽于财色，赌博宿娼；乱行诉讼，“捉人打人”；依仗权势恃强凌弱等等，这些内容与“圣谕六言”中戒除嫖、赌、诉的内容一致。高攀龙同时提出，“人非圣人，岂能尽善？”所以要经常反思自己，“常见己过，常向吉中行矣。”唯有不断思过改过，才能在修养上不断进步。(https://www.daowen.com)
5.注重践履，积善成德。高攀龙认为德行是在行为中形成的，故要“积善”。他说：“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如何积善？高攀龙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是施舍，这也是对爱人敬人的具体阐述：
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宴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穷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此为善中一大功课也。
其二是少杀生命，是传统仁爱思想中“爱惜物命”的具体体现：
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为生命算计。
高攀龙认为，少杀生一来可培养仁慈之心，再者则有杜绝浪费，减少开支等客观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积此仁心慈念，自有无限妙处，此又为善中一大功课也”。
高攀龙《家训》专门围绕立身做人、积善成德这一为人处世的根本问题教育子弟，基本不论家庭琐事，这在传统家训中并不多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攀龙在《家训》中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作为最后的根本教诲，也可见明朝知识分子对于朱元璋的社会教化理念的认同。
清代华希闳在重刊《训俗遗规》时将《家训》专门收录，并高度评价《家训》，称其“周致详密，贯精粗，彻上下，易知易从，……能恪遵守之，则上可以入圣贤之门，下亦不失为佳子弟矣”。尽管其中部分内容有些保守陈旧，如遇事纠纷主动退让，交友言谈过于谨慎，以及将诉讼视为恶习等，有当时时代背景的因素存在，不能完全照搬，总体而言，对于当代的家庭教育和子弟的道德养成，《家训》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高攀龙共有三子：高世儒、高世学、高世宁。长子高世儒在高攀龙自尽后，也受到阉党迫害，被处以徒刑，至崇祯年间平反。高世儒与高世学、高世宁共编《高忠宪公事实》，记录高攀龙生平事迹。高攀龙侄高世泰，系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著有《五朝三楚文献录》。他在赎回祖宅之后，于康熙五年（1666年）在高攀龙投水处修葺房屋，起名曰“止水祠”，作为祭祀高攀龙的专祠，也成为世人纪念高攀龙的场所。族孙高泰，自幼以高攀龙为榜样，努力求学，“十岁，读攀龙遗书，即有向学之志。既壮，补诸生。日诵遗经及先儒语录，谨言行，严取舍之辨，不尚议论。”高攀龙亦是顾宪成孙子顾枢的老师。顾枢和高世泰都积极传播高攀龙的学问精神。“东林顾、高子弟顾枢、高世泰等，鼎革后尚传其学。”著书、修祠、传学，均是高氏子孙和弟子对高攀龙缅怀和纪念的表现。
图22 东林书院的东林旧迹牌坊 本书作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