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根据地下文化遗址的发现，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便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起以夏为代表的最初的国家形态。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是历史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法制的历史也同整个历史一样，既悠久而又沿革清晰，既丰富而又特点鲜明，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东方民族的古老的法制史。
中国古代的法制史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无论法律文化、法律制度，都曾经居于世界的前列。以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为例，它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秦国的法律，尽管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已可从中发现法律调整的广泛、条文的细密、释文的准确统一、诉讼程序的要求、法医学的应用以及法官应负的责任，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梦秦简所反映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再以唐朝为例，唐朝是中国封建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在法制上同样具有光辉的成就，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制臻于成熟与完备。《唐律疏议》不仅奠定了唐以后封建法制发展的基础，而且对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富有民族特色、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其影响又超出了中国的范围，所以被称作“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发展史上，得到公认的法系主要有五个，即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罗马法系、英国法系，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法制历史在世界法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法制历史以其丰富的内容，证明了：
（一）法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既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法制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违反客观的经济规律，改变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如，西汉王莽改制，颁布更民田法，力图藉此抑制土地兼并，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已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不可能再返回到井田制度，因此王莽尽管用严法推行改革，结果不仅遭到失败，反而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
（二）中国古代的法律，无论“轻其所轻”，还是“重其所重”，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的法制史，每当一场大的阶级反抗之后，新建立的王朝大都实行宽法简刑的措施，以便缓和阶级矛盾，重建新的统治秩序。从汉初确立儒家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以后，对于触犯礼义伦常罪的处刑，汉唐明清基本相同，但对于危及国家统治的反、叛、大逆等罪的处刑，明清更重于汉唐，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的复杂和尖锐化，促使统治者加重了对政治性犯罪的镇压。
（三）法制的成败和兴废，不仅是社会关系变动的反映，也是衡量国家治乱的重要尺度
在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一些“盛世”，如西周“成康之治”、汉初“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尽管促成盛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法制无疑是重要的条件和保证。以“贞观之治”为例，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朝亡于“宪章遐弃”、“不以官人违法为意”的教训，十分重视整顿和加强封建法制。贞观时期的法律不仅相对完备，而且要求职官严于执法，从而约束了贵族、官僚、地主的恣意横行，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全国的形势，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法治与盛世的关系极为密切。
（四）法与吏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历代开明之君既治法也治吏
唐时，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1]为了治法，历代不仅形成了因时因地因俗立法与定期修律的制度，而且颁布各种形式的法令法规，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为了避免“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弊病，历代对于执法之吏严于考核，形成一系列选官、考课与监察的制度。明末王夫之所说的“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2]，可以说是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五）法与教化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驭民的重要经验
远在周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便对此作过精湛的论述，并为史书所称道。《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可说是对于综合为治最早的系统阐述，也是统治经验的高度总结，在实践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中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法制的强制力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使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各种手段综合并用，共同为治。唐贞观时君臣论政的热点，就集中于此。
古人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法制史科学的生命力，便主要表现为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