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前言
【张晋藩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绵延不断，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它遗留下的丰富资料和提供的宝贵经验，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因而受到国内外法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因时因事而异的可变性或转化性。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没有可变性的法律传统，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风貌。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都对建设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中间，既有冲突，又互相融合，成为一幅异彩纷呈的画卷。这种法律传统上的多样化，也来之于文化上的多源头，儒、墨、道、法各家学说都尽其可能地支配着、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与法律传统的形成。但在多样性中，又有着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种基本倾向是由中国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内涵极为宽广，而又跨越五千年的时空，因此，需要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去研究概括，以反映其全貌和历史的真相。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如何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从而把握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借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动性。
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撷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特色的中华法系。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和逐渐融合的过程。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看，鸦片战争前后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坚持“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尊王攘夷”思想，汉唐都表现出了大中国主义；明太祖朱元璋一面讲“华夷有别”，一面讲“四海一家”，前者是实质，后者是雄图。至近代，由于天朝大国的尊严在世界列强的凌虐下已不复存在，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后，一部分官僚集团主张“中体西用”，从而为接受西方的文化制造了舆论。就法文化而言，接受西方的影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由冲突、半接受、接受、融合，到孕育新的法律文化。
对于西方的法文化，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人士在态度上是不同的。如，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便对翻译来的国际法极感兴趣，而改良派则是借西方法文化的理论来改革政体。
由于中西传统文化中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法观念的不同。西方有人认为，大一统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是礼治国家，无所谓法。这显然是由法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误解。西方的法观念与权利观念密切联系，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罗马法最发达的部分是调整平权关系的私法，与此相适应的是抽象独立的人格、发达的契约关系、平等观念——这些是私法发达的基础和标志。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核心是刑，其职能主要是“绳顽警愚”，是“防民之具”。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法律重公权、轻私权，刑法居于各法之上，“刑名法律之学”是古代法学的代称。所以，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的差别在质，而不在数量，尽管二者都是发达的形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经冲击过世界，对世界法制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今天，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进行反思时，也注意吸取中国法文化中的优秀传统部分。所以，文化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共同性、互补性，这是中西法律文化交融的基础。
在对待中西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晚清曾经出现了守旧与图新之争。守旧派把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的传统法律文化视为中国几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不允许变革体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祖宗之成法”；图新派接受了西方学说，改变了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积极从事变法修律，但在少数人中也出现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倾向。历史的经验证明：固守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现代化。不论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对外来文化，都有取舍的问题，其标准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符合国情。
如果说晚清修律是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开端，那么此后经过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法律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由于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
本书始作于1993年法制史国际研讨会，其后虽几经修改，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没有结束。正因为如此，希望读者多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