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30年代以来，一些法制史学者在谈到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时，大都概括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或者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这种看法拘囿了人们的思路，妨碍了对于古代法律体系的探讨。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是片面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法典的编纂结构，是立法者主观经验的产物，而中国古代基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不仅法律内容是多样的，法律调整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是不以立法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刑法之外，行政法同样源远流长、内容详密，而且从唐以后自成体系。调整民事和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民事法律规范，大都铭刻在青铜鼎彝之上，我称之为“青铜民法”。由于鼎是古代国家权力的象征，是所谓“重器”，因此，将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刻在鼎之上，表现了统治者的极端重视，所谓“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其他如诉讼法、狱政法，也都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立法和内容。因此可以说，中国封建时代代表性法典的编纂结构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但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体系却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也不应混淆。本书就是以此为指导原则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