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

在世界法制的历史上，中国古代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长期居于发展的前列，云梦秦简的出土证明了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秦国已经达到了“皆有法式”的地步。以秦律与西方早期封建法典相比，秦律在时间上早于西方法兰克王国的《撒利克法典》一千多年，在内容上更是停留于习惯法阶段的《撒利克法典》所无法相比的。

特别是作为中国封建法典典范的唐律，长期为周边国家或地区所取法，起到了“母法”的作用。如，日本天智天皇时期制定的《近江令》和天武天皇时期制定的《天武律令》，便以唐贞观前后的“令”为蓝本。至于在日本法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无论篇目、基本内容都仿自《唐律疏议》，只是作了一些删并而已。如，将“八议”中的“议勤”、“议宾”删去，成为“六议”。《大宝律令》之后制定的《养老律》，也同样是如此。日本法制史学者桑原骘藏博士曾经指出：“自奈良朝至平安朝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4]穗积陈重博士还指出，明治三年（1870年）十二月颁布的《新律纲领》“系以中国之唐明清律为蓝本”^[5]。除日本外，高丽王朝在四百七十四年统治期间，就法律制度而言，也多取自唐律。《高丽史》卷八四“刑法志”说：“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唐律对越南的封建法典也有着重要影响，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和陈太尊时期颁布的《国朝刑律》都脱胎自唐律而成。19世纪，越南学者潘辉注所著的《历朝宪章类志》卷三三“刑律志”时说：“按李、陈刑法……当初校定律格，想亦遵用唐、宋之制，但其宽严之间辰（时）加斟酌。”^[6]

明时，明律成为继唐律之后对周边各国影响较大的中国律例。朝鲜太祖李成桂时代的《经国大典》、《大典续录》以及《续大典》中的“刑典”和“刑法大全”，都援用了《大明律》的主要条文。安南（越南）阮世祖时的《嘉隆皇越律例》、宪祖时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以及日本明治时期的《新律纲领》、《改定律例》等，也都受明律的直接影响。

由于周边国家的法律长期归属于中国法律的系统，加上中国法律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文化上的先进性，而被世界公认为一大法系——中华法系。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法制在世界法制文明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法制发展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