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自序
【陈景良、张中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我小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听父亲讲历史故事，像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七擒孟获，都使我悠然神往，充满了遐想。但父亲很忙，不可能天天满足我的要求，我便渴望着上学识字，有一天可以自己读。这个愿望终究实现了。我在小学时便读了不少历史小说，经常为历史人物的遭遇而兴奋，或悲怆。但我读的历史小说和我在小学所上的历史课的内容经常是截然矛盾的，因为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读的小学，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奴化教育，粗暴地篡改了中国的历史。这使我朦胧地意识到，正确地解释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自重、自强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在大学读文科，文史不分家。我对历史的爱好依然如故，但是这时吸引我的已经不是情趣横生的历史故事，而是对中华民族兴衰之由的探索。
1950年，我被分配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生。当时有的同学认为这门学科还有待创立而又冷僻，颇有些为我惋惜，但我却感到投我所好而十分惬意。从那时起，我在中国法制史这个学科海洋里沉浮了四十几年。
在这四十几年里，我奉行的治学思想，首要的就是尊重历史。凭这个信念，我在1957年发表法律文化继承性的文章，尽管在当时被当作旧观点批判过，但我却无悔无怨。凭这个信念，我于1975年撰文批驳法家爱人民的儒法斗争观，在“四人帮”炙手可热的时代一结束，这篇文章便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在这四十几年里，法制史学科也经历了创建、取消、复生、发展的曲折过程。本来中国法制史的故乡是在中国，但是长期的社会动荡与干扰，妨碍了学者潜心钻研，以致可观的成果寥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景象，那就是世界上许多学者重视研究中国法制史这一人类文明史中的瑰宝，却忽视中国学者的成就——在70年代前后曾经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我感到这既是挑战，也是激励。1979年，我在中国法制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这样的话：“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于他们的成果应予以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30年代中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历史能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的情操，也只有如此，才能学有所得。
《求索集》一书是由我的博士生陈景良提议并得到其他博士生的热烈响应用了半年的时间编辑成书的。参加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有陈景良、张中秋、贺嘉、屈超立、王涛、张磊、郭志祥、金德贤、毛启雄、梁嘉华、何珊君、赵旭东、徐家力等。
本书选录我自1950年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以来发表的代表性成果，分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五个时期。它可以说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记录，而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法制史学创立与发展的一斑。为了反映我在法制史学上的真实历程，所录文章一概保持原貌，不加修改。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领域宽广、内涵丰富的科学。但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它的发展同样是曲折的、崎岖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才如春潮涌动，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建设，我在不同的时期提出过一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是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但总算是为构建法制史学的殿堂尽了微薄之力。在学术的长途中我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我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