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中国法制历史年代久远，一些著名的王朝如汉、唐、明、清都统治了数百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运用法律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等各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简述以下数端为例：

1.盛世与法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所谓“盛世”。盛世的出现是和法制的相对健全分不开的，法制是推动盛世出现的条件，又是盛世的外在标志。从来没有无法制的盛世，也从来没有盛世而法制衰微的现象，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立定脚跟之后也急于立法，以适应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需要。

2.改革与变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改革，既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有行政体制的改革。每一次改革的利钝成败，都是和变法即立法调整的程度分不开的。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封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和他颁布的严格法律分不开的。他凭藉严法重刑，打击反对改革的守旧派。他还主张“赏信罚必”，有擅自改变新法一字者处死刑。尽管商鞅为变法而献出了生命，但“商鞅虽死，其法未败”，这说明了改革与变法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关系。

3.礼、乐、政、刑综合为治。如何治国、理政、驭民？远在周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便作过精湛的论述，唐贞观时君臣论政更为史书所称道。《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可说是对综合为治的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也是统治经验的高度总结，在实践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中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使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各种手段综合并用，共同为治。

4.治法与治吏。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法与吏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既治法，也治吏。唐时，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1]为了治法，历代形成因时立法、定期修律的制度，逐渐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为了避免“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弊病，历代形成了一系列选官、考课、监察的制度。王夫之所说的“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2]，可以说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

以上只是从宏观上扼要阐述中国法制历史可资借鉴之处。

至于各部门法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尤多。如，在立法方面，因时因势因地因俗立法；定期修律；注意在总结前朝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活动；吸收著名的法学家参加法典的制定。等等。又如，在行政立法方面，以法确认职官的权与责；注意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严任官之责，定期考核；制定调整内容十分广泛的行政法规（其中包括监察法规），以保障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效率。等等。又如，在民事立法方面，用单行的民法的立法及时调整变动中的财产关系；发挥法律文书的约束作用，汉时就提出了“民有私约当律令”的原则；维护作为社会细胞组织的家庭的稳定性。等等。又如，在刑事立法方面，教法兼施，礼刑结合，“明刑弼教”；以预防犯罪为主，反对报复主义，强调制止犯罪的社会义务；执法原情与情罪允协。等等。再如，在诉讼法方面，以调处的手段解决民事和轻微刑事纠纷；通过审录囚犯，即所谓“录囚”，来平冤纠错，减少积案；严格执行死刑的复核制度；注意对边陲之地进行统一的司法管辖。等等。

上述的原则、制度和规定，无疑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这也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