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法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鲜明的传统，而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这种特殊性，也正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

在世界法制的历史上，中国古代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长期居于发展的前列。云梦秦简的出土证明了公元前4世纪左右秦国的法律规范已涉及立法、行政、民事、经济、刑法、诉讼、狱政、司法鉴定等诸多方面，确实达到了古书中所说“秦皆有法式”的地步。以秦律与西方早期封建法典相比，秦律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西方法兰克王国的《撒利克法典》一千多年，而且在内容上也是还停留在习惯法阶段的《撒利克法典》所无法相比的。

尤其是作为中国封建法典典范的唐律，更是为周边国家所长期效法，起到了“母法”的作用。如，日本天智天皇时期制定的《近江令》和天武天皇时期制定的《天武律令》，便以唐贞观前后的“令”为蓝本。至于在日本法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无论篇目、基本内容都取法《唐律疏义》，只是作了一些删并而已。《大宝律令》之后的《养老律》，也同样是如此。日本法制史学者桑原骘藏博士曾经指出：“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都皆依据《唐律》。”^[4]穗积陈重博士还指出，明治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新律纲领》“系以中国之唐明律为蓝本”^[5]。除日本外，高丽王朝在四百七十四年统治期间，就法律制度而言也多取自唐律。《高丽史》卷八四“刑法志”说：“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唐律对越南的封建法典也有着重要影响，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和陈太尊时期颁布的《国朝刑律》都仿自唐律而成。潘辉在注《历朝宪章类志》卷三三“刑律志”时说：“按李陈刑法……当初校定律格，想亦遵用唐宋之制，但其宽严之间，时加斟酌。”

综上可见，中华古代法制文明在世界法制文明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法制发展的贡献。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进步迟缓，使得法制的发展处于陈陈相因的状态。当西方已经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近代的民主与法制，中国却依然在封建法制的藩篱内踱步。这种落后状态至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和广大群众救亡图存的斗争逐步发生改变，中国法制开始走上了法制近代化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特权。领事裁判权就是其中之一，它使中国从此丧失了司法主权。为了救亡图存、改革法制，先进的中国人在思考探索，并提出各种建议。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主张“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两湖总督张之洞在《遵者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但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最主要进程是从1903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领导修律与改革司法制度开始的，迄至1911年清朝覆亡，已经制订了《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等一系列新法。虽然大部分未及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律体系开始解体和六法体系的初步建立，从而与世界法系大体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