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法律典》总序
【巴蜀书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四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未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所少有的。因此，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具有发展的连贯性、传承性和系统性，法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遗留下的法制资料浩如烟海。
在精芜杂存的法文化遗产中不乏超越时空的民主性因素，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体现，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宗法伦常关系的社会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政策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国情，并进而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特点。如：礼法结合，法、理、情三者的统一；伦理法占有重要的地位；重视人命，法律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人本主义；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的专制主义法制环境；德礼为政教之本，道德规范对法律规范的支撑。等等。这些特点构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影响了周边国家达数百年之久。
中国古代自夏商起，已有成文法。历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从李悝的《法经》至《大清律例》，其编纂体例均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就法律体系而言，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法律调整的针对性与适应性，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也为对象不同、内容有别的部门法所构成，既有行政法律、刑事法律，也有民经法律、诉讼法律，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
中国古代虽有极其丰厚的法文化资源，但较为分散，缺乏必要的整理。为了使这份宝贵的法文化史料更好地服务于法学研究，同时也为了弘扬中国法律文化史料中的民主性精华，总结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我们在《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中华大典编纂通则》的要求，汇编了《中华大典·法律典》。这是一项系统整理中国法律文化史料的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中华大典·法律典》分类汇集中国古代法律史料，全面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法制情况，上起尧舜，下至晚清，凡有关律令诏敕、典章制度、格式条例、司法判牍、事件案例、乡约族规、契约文书、思想学说、人物活动等法律史料，均在收录范围之内。
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实际状况，《中华大典·法律典》分为“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诉讼法分典”等六个分典。由于中国古人并不具备现代部门法划分的认识，因此法制史料大多是笼统的、交错的、界限不清的，对此加以分类，显然是一项艰难的科学研究性质的工作。但正如为了观星而将满天繁星划分为星座一样，我们把史料按部门法分类归纳，也是为了查找和使用的方便。同时，也借以证明古代中国法律体系内涵的丰富，以及刑法以外的各种部门法律规范的存在和发展状况。
自1994年《中华大典·法律典》开始正式工作以来，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查阅历代典籍与建国以来的新发现，与此同时对于史料的真伪、记事的虚实、文字的错漏进行了必要的鉴别、考订和校勘，力求凸显《中华大典·法律典》的珍稀价值和有用性。“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法律文化是历史法律文化的继受和光大，编纂和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不仅为法学、历史学研究者和世界各国的法学研究者提供丰富可靠的物质资料，从而奠下法学新发展的基础，还雄辩地昭示了中国悠久法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地位，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自信心。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法律典》力争无愧于盛世，也无愧于后人。《中华大典·法律典》编纂至今，已历时十六年，期间人事变动颇多。“行政法分典”原定主编汪汉卿教授业已过世，在“诉讼法分典”、“刑法分典”和“法律理论分典”即将出版之际，《中华大典·法律典》全体同仁深表悼念之情。令人欣喜的是，在十六年时间里，参与大典工作的一代新人已经崛起，他们不仅是完成大典强有力的后续力量，也是弘扬与发展中华法制文明的中坚力量。我们将在总结前十六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安排力量，开展工作，使各个分典均能早日问世。
从事此项具有开创性的法史类书编纂工作，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期待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为再版时修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