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家读·政治卷：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前言
【张晋藩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大家读·政治卷——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分九个部分，即“治国”、“吏治”、“经济”、“法律”、“通变”、“军事”、“教育”、“民族”、“建立中华”。中华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便建立起奴隶制的国家，因而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在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绵延不绝，从未中断。历代的开明政治家、思想家在如何治国、理政、驭民和维持统治等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他们的著述所表达的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论断，反映了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和他们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这部分政治文化遗产规模宏阔、内容深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政治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中所抒发的殉国家之急的爱国情操和为中华之崛起而坚持不懈斗争的志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教育年轻一代最宝贵的教材，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新一代的政治文化。
在“治国”中共收入四十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周公便提出了任贤用能的选官与治国之道。至战国时期，《管子》一书对于治民与治国的关系以及礼法兼施、赏罚并重都作了阐发，特别是强调了发展生产是治民之本、立国之本的观点。先秦法家所倡导的治国必有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奖励耕战，对封建时代的政治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思想家们在治国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如尊君安民、礼刑并重、任用贤才、以法治吏等。
在“吏治”中共收入四十三篇文章。先哲们认为，吏治的前提条件是官吏应有良好的品德，因此要慎选官、举贤才，使德当其位、禄当其功、能当其官。他们揭示了治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论证了在官与民的关系上富民者为有功、苦民者为有罪、与民为仇者或迟或早总要受到惩罚，因此明君选吏要注意社会的舆论与百姓的爱憎。为了保持吏治，他们主张定期进行考课。至于吏治的标准，主要是：忠谏；节用；爱民；无私。
在“经济”中共收入三十四篇文章。由于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因此，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发展自然经济对于维持民生、稳定社会、维系国家统治的作用。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提出，在实施“仁政”的基础上“制民之产”。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废井田、开阡陌，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相适应，思想家关于私有经济的理论也逐渐确立。宋代以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日趋扩大，古代经济思想中也逐渐产生有关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理论。但总体说来，自上古至明清，古代经济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正统经济思想。这一特点，在历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均有突出表现。清朝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理论才逐渐地为中国思想家所接受。
在“法律”中共收入三十五篇文章。先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仁政宽刑，至荀子，礼法已有统一的趋势。荀子关于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者应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实现统治的目标等论述，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汉朝起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正式入律，儒家提倡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内容的“礼”在社会生活中也起着法的调整作用。至明末清初，具有启蒙民主思想的黄宗羲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出发，抨击君主“一家之法”，要求恢复“天下之法”。晚清时期，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洪仁 提出了以某种资产阶级的法制取代封建的法制。以此为开端，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相继提出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主张，从而揭开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篇章。
在“通变”中共收入二十篇文章。中国古代的变法或者侧重于经济，或者侧重于政治，或者综合政治与经济。成功的变法会给国家带来富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法要获得成功：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二要有法律的强制保证；三要主其事者得人。许多变法者为了贯彻他们的政治主张而献出了生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涉及政体问题，即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这是在海禁大开以后西方政治法律文化输入中国的产物。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通过改良的手段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
在“军事”中共收入五十五篇文章。先哲们论述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是取信于民，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阐发了带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原则以及与战争密切关联的各种因素，被誉为“兵学盛典”。继《孙子兵法》之后，《六韬》是先秦兵书集大成之作，其中贯穿了以仁、德、义、道取天下和治国以爱民为本的军事政治思想。
在“教育”中共收入二十七篇文章。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推崇重在做人的学习态度与恭行实践的学习方法。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和私人讲学的教育方式，都对后世很有影响。法家作为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在教育思想上也贯穿了法治的精神，认为法制教育的效果远远大于道德教育的说教，因此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汉时，王充虽然是性恶论者，但他已经注意到后天环境对人性的改造作用，关键在于教育于前、法禁于后。至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教育思想渗透了某种民主政治的精神，主张学校不仅要养士，而且要议政，要对执政者起到监督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取代“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近代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民族”中共收入二十一篇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末，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经过冲突、吸收和融合，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从中国政治发展史来看，民族关系处理得是否得当，民族政策是否正确，对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中华”中共收入三十三篇文章。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需要了解外国的状况，因而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号召。最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的是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他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价值。19世纪70年代以来，改良主义思潮流行于中国。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家们推崇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认为中国处在列强环视之下必须变法，他们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充满了幻想。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国家方案，论证了中国“变则存，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至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论证了中国应该创立民主共和政体；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将未来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且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在会员秘密入会的誓词中以“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随后在同盟会宣言中对建立民国作了具体的阐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之共击之！”由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指导了辛亥革命的实践和革命后的政权建设。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并没有实现真民主与真共和，因此先进的思想家继续为建立中华而斗争。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俄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了未来的世界是赤旗的世界，这是20世纪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体现。李大钊等人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华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本书收入了体现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的三篇文献。
《中华大家读·政治卷——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的编纂，由法学界老前辈、尊敬的张友渔先生任主编。本卷编纂之初，张老不幸病故，全体编纂人员铭记张老先生的教诲，认真完成本卷的选材、编撰、评注工作。值此《中华大家读·政治卷——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编成付梓之际，全体编纂人员谨对张老先生表示深深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