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外时期，正在形成中的成文法是崭新的社会上层建筑，对于变革中的社会经济所起的调整与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就已运用法律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如，天命九年正月，谕令禁止倒卖牲畜家禽，如果知情人抓到倒卖者，“前来告发后，将所卖之物给告发者。”^[6]在他去世之前，还命令诸贝勒“拟定收取课税之规”，以保护国家的赋税收入。

至皇太极，随着社会经济的封建化，保护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法令迅速增加。

皇太极以“劝农讲武，国之大经”^[7]为基本国策，为保护农业经济所颁布的法令有：（1）禁止贵族大臣子弟郊外放鹰“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牲畜”，违者“绝不轻恕”^[8]。（2）禁止诸王贝勒大臣纵容家奴践民田禾。天聪五年，“上（太宗）率大贝勒代善及群臣渔于河之上游……有二人纵马食禾，上见之，坐以纵食民禾罪，令各贯一耳以徇。”^[9]天聪五年，颁布《纵畜入田罚例》，并收录于《崇德会典》，规定“有猪入人田者，每次每猪罚银五钱，过三次不听，至第四次告于牛录，将猪与地主。骆驼、牛、马、骡、驴入人田者，每匹罚银一两，仍赔粮。绵羊、山羊入人地者，罚银二钱”^[10]。（3）禁止“民间祭神、还愿、娶亲、死人、上坟，杀死货卖宰杀牛马、骡、驴”。如违背这项“永革不许”的法令，经家下人或部下人举首者，“将人断出，赔杀的牲畜与原告”；旁人举首者，“赔牲畜与举首者。牛录章京、拨什库因失于稽查，问应得之罪。”对于宫中或贵族官僚之家的大宴，虽许杀大牲畜，但“亦不可侈费”^[11]。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力，对此《崇德会典》明确指出：“汉人、蒙古、高丽，因善养牲畜，是以牲畜蓄多。我国不知孳息，宰杀太过，牲畜何由而多，今后用心蓄养。”^[12]

为了督励各镇守官劝农力耕，皇太极严令：耕种要适时，不得因天寒耽误播种；不得于农忙季节滥用民夫，“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13]

为了保证农业劳动的人手以及国家对壮丁的控制，天聪四年十月谕令禁止诸贝勒家隐丁，如有超过限额者，“察出，启知贝勒退还，如贝勒不从，即赴告法司……将所隐壮丁入官。”^[14]

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同时，实行纳粟赎罪制度，“获罪之人无银纳赎，愿输粮者，准依时价标收。有余粮愿助者，量给奖赏；愿卖者，许其自粜。”^[15]

上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是清初立法最重要的内容。它是社会大变动的产物，表明和记载着封建经济关系的要求，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法制对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