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史新论》前言

【张晋藩、林中、王志刚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刑法史的研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点，海内外学者为此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一批有价值的论著业已问世。但是单纯着眼于中国刑法史的研究与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仅视野不够开阔，而且由于缺乏与世界其他国家刑法发展的纵横交叉的对比研究，也影响到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犯罪与刑罚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深入探讨。因此，本书采用比较法学的某些方法，将中国刑法史与其他法系国家的刑法发展史进行对比研究。这既可以填补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又是一条使中国刑法史研究趋向深化的途径。

由于中国古代法典编纂结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而刑法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因此中国古代刑法史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由于夏、商、周三代“刑”与“法”二者的含义相同，没有严格的界限，所谓“法（灋）者，刑也”，“刑，常也，法也”，因此刑的产生也就是法的起源。从刑产生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探讨国家形成的途径，因为刑（法）是实现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根据典籍，五帝时代已有了刑的记载。至夏商周奴隶主贵族统治时期，习惯法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并起着调节社会关系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成文的刑法，即所谓《禹刑》、《汤刑》、《吕刑》，已经出现。特别是周朝，不仅已经初步区分故意与过失、偶犯与惯犯并有相应的处刑原则，而且在罪名、刑名、刑法体系及刑法思想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战国时期，魏国司寇李悝在总结春秋中叶以来各诸侯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著《法经》六篇。此后，商鞅受之入相于秦，改法为律。1975年云梦秦简的出土，再现了秦刑法的轮廓。它所反映出的刑法原则和规范表明：秦刑法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刑法的基础，而且显示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在当时世界上也可谓是陡起的高峰。

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至618年，强盛的封建王朝——唐建立了。唐朝制定了著名的《永徽律》，使得刑法原则更加规范化，刑法概念渐趋于固定和较为科学，刑名也从较为原始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演变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律既是中国封建刑法的楷模，也是周边一些封建国家立法的范本，其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由唐迄清，法典的结构形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犯罪种类大为增加，反映封建社会后期时代特点的刑法原则也相继出现。

清末修律，是中国封建刑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刑法转变的标志。《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罪名体系与刑名体系，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和以罪名为章名进行刑法分则编纂的方法，以及以刑法“总则”代替封建“名例”的变革，等等，在中国刑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后，1935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中对封建伦常关系特别保护的消失、“侵犯皇室罪”的被删除、“妨害工农商罪”的出现，以及大量特别刑事立法的颁布实施，都表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刑法的近代化趋势。

在刑法思想方面，奴隶制时代崇尚天罚，宣扬兵刑合一，同时也提出了刑、德“二柄”的思想。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法家主张重刑轻罪，以刑去刑。至西汉，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之说开始渗入刑法领域。特别是在儒家纲常教义的影响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到清末。清末“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立法思想的确立，一方面在《大清新刑律》中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也大大加速了中国封建刑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刑法转化的步伐。

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等，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刑法理论、刑法原则以及罪名、刑名都辗转承袭，沿革清晰。因此，刑法自成体系，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对清末和国民党刑法的研究，将揭示出中国封建刑法解体以及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基本过程。

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刑法史，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认识法律现象。如果离开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阶级关系的分析，只是就事论事地比较某些法律现象，得出的结论就难免会失之偏颇。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的方法就会失去了科学性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该坚持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的统一。通过对中国刑法发展历史的纵向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刑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更替的规律，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经济条件对刑法的影响，认识在不同历史时期刑法所起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刑法与其同时期并存的其他法系国家刑法的比较研究，则将有助于我们拓宽中国刑法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刑法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全面地汲取刑法史中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刑法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