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前言
【张晋藩、郭成康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这本名为《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的书,写的是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的专史。它起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卫努尔哈赤起兵,止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约有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对清王朝说来,这段“龙兴东土”的创业史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中国古代史体系中,它不过是明末历史的一章。
然而,人们似乎对这段历史有着特殊的兴趣。早在清王朝覆灭之前,日本学者研究满洲历史就已起步,尔后中外史家孜孜以求,从未中辍。目前可以这样讲,康乾盛世的研究,较之清开国史反而显得寂寞寥落。
面对充满生气的清开国史园地,我们时有未足之感。如,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清初国家制度的研究,固然称得上繁花满树、硕果累累,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清入关前国家制度史的专著。诸如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文馆与内三院以及外藩蒙古的军政制度,更很少有人涉及,有的只好付之阙如。至于清入关前法律制度史,系统的论著自然谈不到,就是专题论文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篇而已。
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们开始萌生了写一部清入关前政治与法律专门史的念头,计划先写出几篇专题论文以为将来书稿的骨架,并期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批评,从而深化我们的认识,改正我们的错误。眼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也就是四年以来我们探索与思考的总结。
在酝酿与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愈来愈深切地体会到,清开国史受到专家学者的垂青绝不是偶然的。撇开某些政治因素不谈吧,仅从学术观点着眼,这里确实蕴藏着无数令人神往的研究课题,从中也不难总结出诸多发人深思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清开国时期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更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和多层次的认识价值。
如果从满族史的角度观察,明末满族的崛兴,无疑是这个优秀民族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满族勃兴的原动力是否来源于建州女真原始的还原性?它与女真文化乃至蒙古、契丹文化究竟存在哪些继承关系?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对这个民族的复兴起到了什么催化作用?类似的问题,是可以从清入关前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建与发展中得到启示并找到答案的。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清王朝本身的历史来探讨一下清初政治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吧。与清王朝相终始的八旗制度,乃努尔哈赤奠定的基本规制;外藩蒙古的军政制度,则由皇太极一手擘画。人们研究清代内阁、军机处等往往要追溯入关前的文馆、内三院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而清王朝独创的秘密立储制,也必须从努尔哈赤设计的“八王共治”政体谈起。我们在注意到有清一代不断变更祖制的同时,实在不应忽视清代皇帝根深蒂固的“法祖”观念。总之,不了解清入关前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就无从理解整个清代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渊源与演变。
“清人入关并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确是件奇事。”[1]看来,要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明清之际汉、满、蒙三个民族以及它们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关系去进行综合性探索。从中国古代史的角度看,小而言之,它涉及明清的历史;大而言之,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难度较大的问题。而清入关前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研究,至少能够就清王朝的这一个方面令人信服地回答“清人入关”绝非偶然,乃是一件合乎情理的“奇事”。再把我们的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与清兵入关同时,在地球的那一边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近代史翻开了第一页。当中国正陶醉于花团锦簇的“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中国的落后,正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当然又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的复杂课题。从中国方面看,清入主中原后,从关外带来了哪些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它们是怎样与传统封建上层建筑融为一体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究竟起到了进步作用,还是反动作用?这恐怕是不能回避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我们还可以说,具有鲜明民族与时代特色的清入关前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史构成了中国法制史引人注目的一个章节,作为中国地方史的东北史也自然不会忽视清入关前国家政治法律发展的五十年历史的。
以上谈了这么多本书的研究意义和认识价值,但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填补了往日的空白或推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某些重要历史问题提供了多少比较科学的答案?那就只能期待广大读者去评说了。就我们此刻的心境而言,自然感到卸下了四年沉重负担之后的轻松。不过解脱之余,又深为不安,我们知道,这本书除了记录下我们长时间诚实的劳动之外,只能算作留给人们的一大堆可供批评的材料罢了。
【注释】
[1]《文献》(第一辑)“郭沫若同志书信十九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