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士族与宦官的火拼
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政权，狐群狗党布满朝堂，严重阻碍了士人、儒生的晋身之路，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对宦官的党派，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宦官集团进行抨击与打压；而宦官们亦结党营私，不断栽赃嫁祸士大夫及官员，致使东汉王朝陷入混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不断……这场轰轰烈烈的派系斗争，最终以宦官用“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结束，史称“党锢之祸”。
公元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于是宦官党羽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处理了这些官员。这时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要求桓帝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从此以后，宦官与士大夫就形成了派别对立，他们相互仇视、嫉恨，而君子出身的士大夫们显然无法与阴险狠毒的宦官相抗衡。
张泛、徐宣等宦官由于不敢直接冒犯位高权重的陈蕃和刘茂，就拿其他大臣及地方官员开刀。他们在桓帝面前极尽谗言之能事，趁机打击报复，结果导致众多被牵连的官员被免，而成瑨、刘质等人也被诬陷下狱，最终惨死狱中。
同年，宦官党羽张成纵容其子杀人，不料办案的李膺在有赦令的情况下，仍将其子处死。于是，在宦官一党的唆使下，张成上书，诬陷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士人与宦官间的矛盾再次爆发。
桓帝大怒，下令逮捕并审理“党人”二百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于是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也就是民间普遍认同的“贤人”。而度辽将军皇甫规，以自己未被列入“党人”名单为耻，遂上书桓帝，自请入狱，桓帝不理。太尉陈蕃亦再度上书劝谏，桓帝嫌他多嘴，遂免其太尉一职。而司空刘茂也受到连累，被桓帝免职。
不久后，桓帝下诏，赦免二百余“党人”，将其放归田里，明书于三府，禁锢终身，永不得入仕为官。
桓帝死后，其幼子灵帝继位，大将军窦武辅政，朝廷即将面临一场权力“大洗牌”。窦武乃气度高洁之士，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奴颜婢膝的宦官，所以窦武一上任，就将“党人”李膺、杜密等人再次召回朝堂以对抗宦官。宦官自然不甘坐等受死，以中常侍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暗中勾结灵帝乳母赵娆，献媚太后，实际上是将太后控制得服服帖帖。结果窦武两次将“诛宦谋划”上奏太后，都得不到批准。而宦官趁机反扑，挟持幼小的灵帝，命他发诏捕杀窦武。经过一场血战，窦武兵败被杀。公元169年，侯览等宦官又诬告张俭谋反，曹节上奏拘捕所有牵连其中的“党人”。李膺、杜密、虞放、朱寓等一百多人被诬杀，而其他幸免于死的人则均遭禁锢，数量高达七百多人。
公元172年，太后去世，宦官借口有人在朱雀门上书写反叛之言，遂再次下令拘捕党人。与宦官有嫌隙的士人、太学生尽被抓捕，数量多达千人。
公元176年，因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遂宦官再次对“党人”大施淫威。不仅曹鸾死于非命，而且连“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也尽遭“免官禁锢”。宦官们再次弹冠相庆，为他们的胜利频频干杯。
几次“党锢之祸”，不仅使大批的官僚、知识分子愤怒绝望，广大百姓也对汉朝政府丧失了信心。宦官的为所欲为，残害百姓，最终酿成黄巾之乱。而已然对朝廷绝望的士大夫、豪强，在黄巾之乱后争相割据，最终导致东汉王朝彻底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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