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廷苦于长期用兵，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对叛军降将妥协退让。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朝廷，朝廷就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样他们就由原来的安、史部将摇身一变，成了唐朝地方藩镇的将领。有一些节度使趁机扩充实力，在叛乱平定后保持了半独立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割据一方的严重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藩镇与唐中央之间以及藩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所以它们经常“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立而相并”，使唐后期的政局极为动荡不宁。

公元779年，唐代宗病逝，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德宗亲自参加过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饱尝战乱之痛。面对嚣张跋扈的藩镇，德宗大为痛心，一心想要将藩镇全部削平。

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节度使一职。唐德宗认为此乃削藩之良机，遂坚决拒绝。李惟岳便勾结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共同起兵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集大军，对四镇展开全面攻击。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李正己病故，而私自继承父位的李纳和田悦也遭到重创，削藩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由于德宗猜忌多疑，缺乏战略眼光和应变头脑，在胜利面前，对有功藩臣封赏失当，结果导致卢龙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降将王武俊与田悦、李纳联合起来再行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合称“四王”。四王还一致推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共主。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自己为“楚帝”。他与四藩南北呼应，气焰极为嚣张。这使得叛乱规模进一步扩大。

公元784年，德宗迫于压力，不得不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闹了四年的藩镇叛乱。此后，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

公元805年，顺宗让位于子李纯。李纯在位期间，勤勉政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极力效法前代的圣君明主，抑制宦官势力，整顿江、淮财赋，增加了财政收入。他重用李吉甫、裴度等人。他通过挑拨藩镇间的矛盾，平定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使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琦、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藩镇叛乱，迫使成德、卢龙等强藩归顺朝廷，暂时结束了藩镇跋扈的局面，重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是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公元820年，李纯暴毙，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李恒是一个花花大少，他父亲多年辛苦征战所得到的成果，几乎被他霎时败光。河朔地区的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在中央政府腐败后亦恢复了割据，而其他藩镇也陆续恢复割据或半割据原状。中央政府此后再也无力镇压，藩镇割据这块毒瘤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存留，直到北宋初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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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藩镇拒抗中央，藩镇司令官又拒抗节度使，而司令官因失去统御的合法力量，亦有被部下拒抗的危险。因此，唐朝时期的藩镇内部皆不断发生叛变，将领们会突然间向节度使发起攻击，然后拥立另一位将领当节度使，而旧主或被驱逐或被杀戮。节度使为了预防内部叛变，通常会采取“愚民政策”，即在其所管辖的藩镇内，百姓平日的婚丧宴会、拜神拜庙，皆被禁止；亲友间不准有太多往来。因为知识分子多怀有大一统思想，对割据形态有不利影响，因此更成为藩镇节度使的重点迫害对象。此外，节度使还将藩镇内的学校一律封闭，又限制对外交通，切断商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藩镇以及藩镇内的每个人都被孤立，如此一来就不会集结力量。唐朝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就是这样被破坏的。河朔四镇一片蛮荒，没人读书，百姓也不识字，商业凋敝，生产停顿。社会凋敝的程度，比大分裂时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