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大清银行节略（残稿）
谨将拟请及时设立大清银行缘由缮呈，钧核：
窃查泰西各国之设立官银行也，凡以利国而已。盖国家当有事时，军需巨而假贷艰，于是银行罄所有以相奉，而供亿无虞。
故英国当康熙三十年大乱之后，始创银行，即向贷一百二十万镑。后自凡有战争，皆向贷焉。至道光初元，共计银行所借二千二百二十六万镑，以时价七两一镑计之，合华银一万五千六百余万两。法国当嘉庆初元，以拿破仑军用浩繁，乃设官银行以供所求，及拿之身，共向贷一万六千余万佛郎，以时价三佛郎又十三四值银一两，合银四千七百余万两。道光二十七年，内讧卒起，三月之间，银行共付八千八百余万佛郎，合银二千六百余万两。至同治九年，普法之战，统计该行借至十五万二千余万佛郎，合银四万五千余万两。其他如奥、如俄、如义、如德，所设官银行，皆在军兴以后。凡以为将来借贷地耳，此银行利国于有事时者一也。
国家当有时事时，上下交困，现镪无多，势使然也。有官银行，平时币钞流行，既以取信于民，有事则国家谕令银行，专行钞币，则民听不惑，国用无或竭之虞矣。故英国当乾隆之季，频年征美，财用告匮，乃谕令通国，凡库款受支，悉用官银行钞币，民间使用亦然。限发钞币五千六百余万镑，合银四万余万两。咸丰六年，以出师伐五印度，攻黑海，又有此令，无限数。法国于道光之际，内乱发，乃下专行钞票之令，准银行出钞币四万五千二百万佛郎，合银一万三千二百余万两，普法之战，复行此令，限发钞币二十八万万佛郎，合银八万五千二百余万两。他国凡库款支绌，皆下此令。义国此令，至今未除。昔之俄国未设银行，国库发钞钞价跌至三折，盖平日未有以信之也。此官银行有利于有事者二也。
国家无事时，或赋税未齐，而待用孔亟，则官银行可以垫付。如英、如法、如德，暂欠官行，往往积至五六千万两者，此无事时官银行之利于国者一。
或遇大工程，亟待兴办，惟需款巨而往借于民，或恐未能踊跃，有损国体；又恐散商垄断，高抬利息，于是官银行出名代借，则两无所虞。今查英国债多至七万万镑，合银四十九万万两；法债三百二十万万佛郎，合银四十九万万两；奥欠约六十万福仑，合银四十四万万两，大抵由官银行代借者十之七，此无事时，官银行之有利于国者二。
当有事时，国借之款，除官银行所借外，类皆多扣重息，事后挽回。又恐失信，有官银行，则债票涨落，概可操纵。或俟债票价贱，代为收进，或以轻息之票，抵进其重息者。如是英、法诸国前借之款，息至六七厘者，而后逐渐至三四厘矣，甚有价至二厘者。此无事时官银行有利于国者三。
汇款升降无常，国用所需，岁汇之数，以巨十百万计，少有出入，则所耗不资，有官银行为之汇划，多方相济，所补甚巨，此无事时官银行之有利于国者四。
夫官银行利国于无事时既如此，利国于有事时又如彼，泰西各国自设官银行，缓急当无不足之虑者此也。
中国未有官银行，缓急皆有财匮之虞者，亦此也。请以近事征之。倭衅初开，我未之备，募勇购械，处处无款，急而商借于英法诸国，要求多端，甚有以局外公法为辞者，不知几费经营，而所借甚微，无裨大局。加以民情惶惑，现款寥寥，欲行钞币，又恐民不习用，转多窒碍。使早有官银行，则千万之款，不难立集。又可转行钞币，则取用不穷，大局或有转机，未可知也。盖其时倭人库款亦罄，如果能相持数月，彼将徐图转圜耳。无如官银行未设，于是有事时不能坐收其利，而贻累有如斯者。迨事定后，洋商之愿借者云集，然皆起息重而折数多，逼我太甚。其居间者，方市恩以收渔人之利，而中费之暗扣无论矣。又或急切需款。则无处通融，还款到期，则各省追索，临时既难应手，兑镑则不能从心。尝见上海汇丰等银行，侦知道库何时兑镑还款，则数日之先，故将银价大跌，甚至视伦敦市价每两所差至两本土者，约合华银每两差一分五厘，则每年还款，一千八百余万两，应暗耗二十七万余两，而汇款之费不与焉。至已借之款，数短息重，加以银价日亏，不可限量，欲图补救，无可施。
说明：
①1904年3月27日（光绪三十年元月二十八日）奕劻上奏成立户部银行，1905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大清户部银行”，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7号。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并颁发《大清银行则例》。1912年经孙中山批准改为“中国银行”。
《抱残守缺斋·辛丑日记》十月十七日（1901年11月27日）日记“撰银行刍议一篇”、十月十九日（1901年11月29日）日记“下午送银行节略与陈少湍”。
刘蕙孙著《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第76—78页）一书中有关于《大清银行节略》保存情况的记录。
《刘鹗集》据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1982年8月齐鲁书社第1版）过录、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