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中媒体角色设定的现实土壤
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当今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政府要想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必须比以往更多地了解现实情况、体察民情，结合社会多方意见，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公众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正逐渐掌握话语权，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传统媒体的报道或由传统媒体单方面来建构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而是以拥有的话语权主动、频繁、热烈地发声。作为身负政府重托、承担民意期望的电视问政节目，则需要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土壤中深思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媒体职业道德，找准自己的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对垒博弈
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发展，催生了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并由此衍生出两种话语框架：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政府公权部门掌握着传播内容、渠道，有着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方式，一直占据舆论高地，手握话语主动权，加之长期以来不断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严肃沉稳的传播风格，代表着权威与不容置疑，其模式化的话语体系对公众形成一种控制与支配，使官与民长期处于一种上下级的权力关系之中。而普通老百姓民生细节，诸如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都要与相关政府部门产生交集与联系，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环境、交通等问题是涉及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是老百姓必然最关心的问题，但因为与政府部门在交流上的重重阻碍，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权利与利益的不对等，使得彼此沟通交流一直未能很好地开展，久而久之，双方的误解愈深，愈容易形成一种先在性的框架，导致彼此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形成舆论对垒博弈的局面。
如同戈夫曼认为的那样，框架是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凭经验形成的框架来理解生活的，通过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和社会情境的诠释，人们方能够了解特定行动场景中自己应有的交往行为和表现，并以此引导协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行为，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井然有序。实践中，人们的框架一方面来源于过去生活的经验，一方面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具体在官民交往中，框架理论表现为：在官方话语结构中，民间话语常常被理解为是“非理性”的，而且当矛盾出现时，往往习惯性地将公众归结为过错方，将民众对于风险议题的感知与表达认为是谣言蛊惑，言语指向时常会将民众与“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寻衅滋事”“别有用心”等词联系起来，并由此出现对民众的集体行为普遍采用压制手段，秉持稳定至上的宗旨。以此为认知框架的反应往往是一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中敏感文章、图片、帖子总是被删。政府及相关部门用删帖来维护官方话语的权威和市场，但却堵不住的是公众的民间话语及其快速传播以及网民各种各样的下载和截图。多年的实践证明，面对政府决策与乡约民俗出现冲突的情况时，如何能缩小隔阂，将国家政策与社会效果有机挽联起来，更科学有效地发挥执政管理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从公众认知的角度来看，政府长久以来形成的贪污腐败或懒政不作为的形象，公众更倾向于相信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知和经验判断，尤其当面对重大社会舆情时，政府、专家冷冰冰的数字和分析，很难达成与公众期望的问题说明和解决思路的一致。从而，政府对舆情事件的欠妥处理催化着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的缺失。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亟须建立一个能引导官与民面对面、开诚布公的交流平台，而电视问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运用而生的。利用电视这一媒介，媒体作为有公信力和传播力的第三方将政府与公众组织在一个同时间同空间同等地位的环境中，彼此就相关问题进行解惑答疑、信息沟通，一方面对政府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问题直面提出，官方积极整改，接受公众监督；另一方面，使公众参与政府工作和社会管理中来，以参与者的身份共同治理社会。
（二）媒体“耳目喉舌”传统功能的失灵
在中国长期的社会管理过程中，尤其是几千年传统社会的管理传承，国家、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权利主导一切使得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弱化，形成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二元对立格局，加之上层社会之间利益的互利互信，强化了阶层固化，利益阶层难以被外部力量打破，普通公众对政府的制衡力量减弱，社会监督难以实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衡与不稳定。作为官民与社会中间力量的媒体，理应成为缓解这一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媒体“耳目喉舌”作用虽由近代新闻思想家梁启超在其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首次提出，继之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出发，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加之我国一直以来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新闻思想，传统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与监督作用，及时准确地向人民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正面报道为主，传播正能量，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但从实践来看，新闻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都还不够，甚至部分媒体组织和个人由于受政治力量的影响和认知的局限性，将新闻专业主义奉为圭臬的同时，沦为政府的传声筒，这样的社会体验使公众只着重认识到了媒体舆论引导的能力，弱化了其舆论监督的职能，使“第四权力”失去实际效用。(https://www.daowen.com)
电视问政的出现有力改变了这一现实状况，媒体站在中立的第三方位置，发挥出它原本应该具备的监督引导职能，它不再单纯是统治阶层的传声筒，更多了人民的声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倾向于某一方，试图站在中立的角度让双方发声、交流。
（三）焦虑时代公众情绪的郁积
正如贝克和吉登斯所讲，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世界，一个硬风险与软风险并存的焦虑时代，风险社会的“风险”与传统意义和实践中的风险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它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人为制造，难以预测的伴生性风险，并且，人们对这种风险的感知和关注，代替了传统对经济短缺和财富增长的关心，并由于不能得到期望信息的回馈而产生焦虑和怨愤的情绪。以当前公众与政府就社会管理的意见交流而言，由于社会结构的失衡、阶层固化的阻碍，使得公众缺乏一个与政府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平等交流的机会，即使是反映问题，也是一种高低分明的等级关系，公众有问题找政府却得不到解决，上访行不通，网上问政效果差强人意，缓慢的行政效率、闭塞的沟通渠道、权钱交易的社会风气以及频发而沉重的现实问题，使得公众积怨已久，神经敏感而脆弱，但凡发现一个发泄渠道，公众就会狂欢似的尽情释放，导致社会民情沸扬。如何疏导这种情绪，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发展，确实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传统媒体的电视传播，其制作和播出的距离感以及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的有限性，人们的意见和情感在官方舆论场得不到充分表达，继而转向民间舆论场，而交互性与及时性极强的新媒体成为舆情表达的重要窗口，舆论在虚拟空间失速狂奔，正常的情感诉求逐渐演化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公众在网络中站队讨伐，嬉笑怒骂，甚至发散性地频繁转移舆情重心，消费他人，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在这片领域的实践中，公众发现网络倒逼反而能引起社会的注意，有效促进政府工作，进而对网络和新媒体的依赖更为强烈。
就政府执政而言，短期内行政成效难显，受益人群有限，而期待者众多且期待内容千差万别，导致公众因其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其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借助于网络快速传播，影响广泛深远，尤其是一些偏激的观点和认识，容易将某些不作为的政府工作人员扩大为整个政府部门，不利于客观公正地展示政府形象。久而久之，官与民之间由于缺乏理性沟通和相互理解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网络环境动荡不安，政府治理成本加大，不利于问题解决和社会稳定。
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电视问政以近距离交互性的官民沟通平台与对话形式，发挥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功能，缓解了双方的敌对情绪，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元、更理性的发声渠道，保障了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既向政府展示了公众的诉求，也向公众展示了政府的工作成效和遇到的难题，加强双方相互理解，推动、督促问题的解决。社会舆论少了情绪表达，多了理性思辨，加快了社会整合，形成全社会合力，使社会冲突成为激发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和相关制度体系完善的有利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