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金元时期
宋代，继承晋唐以来的医学成就，心病学的发展也得到充实与完善。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本事方》《济生方》等书，详尽地收集了宋以前历代治疗心病的方剂，方剂创制更加繁荣。如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针对肝经血虚、魂不守舍影响心神不安而发生不寐证，特创制了真珠圆以育阴潜阳，并在服药的方法上提出了“日午夜卧服”的观点；严用和在《济生方》中除选用温胆汤、远志丸外，还认为怔忡是因为心血不足所致，治疗“当随其证，施以治法”。与此同时，医学流派也开始产生。
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曰：“夫卒心痛者，由脏腑虚弱，风邪冷热之气客于手少阴之络，正气不足，邪气胜盛，邪正相击，上冲于心，心如寒状，痛不得息，故云卒心痛也。”阐明了“卒心痛”的病因病机，认为是因为心的气血阴阳不足或他脏功能的虚弱，导致气滞、血瘀、痰浊、寒凝、热邪等乘袭心阳，痹阻心络，猝发疼痛，其本质属正虚邪实。其后，宋代又一部官修方书《圣济总录》在《太平圣惠方》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对“卒心痛”“久心痛”进行了鉴别，“卒心痛者，本于脏腑虚弱，寒气卒然客之，其状心如寒痛不得息”“其久成痛者，由风冷邪气，乘于心之支别络，停滞不去，发作有时，故经久不瘥也”。《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发展了心病之心痛病证的脏腑内伤病因学说，为心病的治病求因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三部重要的大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普济方》中均设针灸专卷，并对古代治疗胸痹心痛等疾病的针灸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和总结，其中包括针刺、刺血和灸法，内容十分丰富。
南宋时期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对中医的心病病证有了新的认识，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中常把“惊悸”与“怔忡”并列连称，他在论治“惊悸”时首次明确提出“惊悸与怔忡，二证不同”的观点，并从病因角度对二者进行了辨析。其后，严用和对此进行发挥，在其著作《济生方》中，将“惊悸”改为“怔忡”，并专立“惊悸怔忡健忘门”，对惊悸、怔忡二证做了精详的鉴别，并认为惊悸多为心虚胆怯，常因突受惊恐所致，而怔忡则常由心血不足渐生而成，首次对惊悸、怔忡进行了鉴别。严用和对心病的病证颇有见地，如其在《济生方》中曰：“夫心痛之病……皆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或饮啖生冷果食之类。”如果恣食生冷之物损伤脾胃，久而生痰，痹阻胸阳，会导致心痛，进一步丰富了心痛的病因病机。严用和的《济生方》是受《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的影响，严用和善于博采诸家之长，而无门户之见，反对食古不化，提倡革新创造，如说“慨念世变有古今之殊，风土有燥湿之异，故人禀亦有厚薄之不齐”，认为执古方治今病，当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吴澄《古今通变仁寿方序》称严氏诸方“不泛不繁，用之辄有功”。在心力衰竭的病机认识方面，严氏继承《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观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大家在认识上也出现了许多共同特点：“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他们既继承合理的中医理论知识，又结合实践大胆创新。在治疗心系疾病的方剂中，活血化瘀的药物逐渐增多。如元代的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使用了“失笑散”治疗“心腹痛疾”；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把活血化瘀药与豁痰宣痹药结合在—起，治疗痰血夹饮的心痛、胸痹，疗效颇佳；金元四大家中，朱丹溪所出最晚，其丰富的医疗经验经过戴元礼、虞抟等高徒整理，著成较有系统的临床医学著作。如《丹溪心法》中提出了“痰迷心窍”之说，治癫宜养心血、镇心神、开痰结，治狂用大吐大下之法；还记载了精神疗法，对心病的治疗方法有开创性的意义，就是在西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值得借鉴。
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曰：“夫膏粱之人，起居闭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饮，胀闷，痞膈酢心。”认为，过于安逸会引起气血循行不畅，又加之过食肥甘厚味，痰浊内生，上扰胸阳，心脉不畅，心痛则发。由此可见，金代人们就认识到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不节是导致心脏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和西医学病因相吻合。与其同一时期的刘完素在其著作《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对心痛进行了分类，除了沿用真心痛、肾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肝心痛、肺心痛的传统分法，还根据引起心痛的病因以简驭繁地提出了热厥心痛、寒厥心痛和大实心痛的分类，并分别运用汗、温、利的方法和方剂治疗。自完素之后，医家开始重新重视对心痛的辨证治疗。同样与此二人齐名的朱震亨在《丹溪心法·卷四·惊悸怔忡》中记载“心虚而停水，则胸中渗漉，虚气流动，水既上乘，心火恶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状，是则为悸。惊者，与之豁痰定惊之剂；悸者，与之逐水消饮之剂。所谓扶虚，不过调养心血，和平心气而已。”此病证相当于西医学的心力衰竭，对于心气血不足、水气凌心的心力衰竭，丹溪提出治以逐水消饮之法，辅以调养心血之法，至今临床运用其思维辨证论治，疗效亦佳。
元代危亦林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危氏将自己家传的经验方按照元代所定的医学科目纂为此书。全书共19卷，记载了不少古代方剂，书中辑之古方，有经危氏斟酌损益者，有危氏自己制定者。其中，对心病治疗贡献最大的是治疗心力衰竭的参附汤的提出，参附汤较《圣济总录》中治疗“肾消”的参附汤少了一味青黛，较治“蛊痢”的参附汤少了一味肉豆蔻。《世医得效方·卷第八·大方脉杂医科·诸淋》云：“参附汤，治真阳不足，上气喘急，自汗，盗汗，气短，头晕，但是阳虚气弱之证，并宜服之。人参（半两），附子（炮，去皮脐，一两），上锉散，分作三服。水二盏，姜十片煎，食前温服。”此方主治阳气暴脱，上气喘急，汗出肢冷，头晕气短，面色苍白，脉微欲绝，这正是主治阳气虚衰型的心力衰竭的重要方剂。危氏在理论与临床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对心病的治疗。喻嘉言《古今名医方论》卷一有云：“卫外之阳不固而自汗，则用芪附；脾中之阳遏郁而自汗，则用术附；肾中之阳浮游而自汗，则用参附。凡属阳虚自汗，不能舍三方为治。然三方之用大矣，芪附可以治虚风，术附可以治寒湿，参附可以壮元神，三者亦交相为用。若用其所当用，功效若神，诚足贵也。”在病因病机的认识和阐发上，此期医家较唐以前的医家有所提高。
宋金元时期，国家重视医学，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并且组织编纂本草及方书，大量校勘古医籍，发展医学教育，将太医局列为独立机构发展中医教育，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并造就了许多儒医兼备者，如“金元四大家”，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病机学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火热论、脾胃内伤论、攻邪论、相火论及阳有余阴不足论；脏腑辨证说、归经说、升降浮沉说相继问世；针灸学、方剂配伍规律、伤寒学等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并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形成不同的医学流派；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口腔等临床各科都有明显的进步，并分科明细；辨证论治普遍应用，芳香药物得以普及，临床疗效提高；人们对金石药的危害已经省悟。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时期，对中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心病学的发展也助益匪浅。这一时期“经方”崛起，《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民间方书大量涌现，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显著进步，医家重视方剂理论研究，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心病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医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理论上注重创新，继承、深化、发展了对心藏象的理论认识，尤其在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明清时期治疗心病病证提供了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