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胸痹

在病因病机方面，王肯堂认为胸痹是因痰火痹阻心包络、牵引心而作痛，“盖心包络护捧其心，脉络相系，位居心之四旁。火载痰而上升，碍其所居，包络为痰相轧，故脂膜紧急而作痛，遂误认以为心痛也”。在诊断方面，可将胸痹心痛与胃脘痛、膈痛进行鉴别。王肯堂将胸痹心痛称为真心痛，胃脘痛称为心痛，而膈痛根据描述类似于现在的嘈杂。根据预后鉴别胸痹心痛（真心痛）、胃脘痛（心痛），其中真心痛预后不良；根据疼痛部位与性质区分心痛、膈痛，认为心痛“在歧骨陷处”，膈痛“痛横满胸间，比之心痛为轻”。治疗时应重视理气、活血。心痛里寒证应用乌头赤石脂丸、瓜蒌薤白半夏汤、桂枝生姜枳实汤等温散方剂；表寒兼有里寒证者，表现为左脉浮弦或紧，兼恶风寒，应用藿香正气散、五积散解表温里；心痛血瘀证应用大剂红花、桃仁等活血止痛，失笑散活血止血，更为稳妥；卒心痛寒证用荔枝核温里行气止痛，热证用黄连清热止痛。王肯堂对胸痹的辨证思路清晰，用药规范。

张景岳对于胸痹心痛的贡献有三：一是在辨证方法上：应用二纲（阴阳）六变（虚实寒热表里）分析胸痹心痛的病机，使胸痹心痛辨证体系更为完善。二是对于本病的病因，应重视情志因素：实证因情志不畅导致气郁乃至血瘀；虚证因思虑过度耗伤心血导致心痛、心悸或厥脱。三是在治疗上：应重视胸痹心痛虚证的治疗，张氏批驳了丹溪“诸痛不可补气”的认识，认为有因虚致痛的情况，提出了补气、养血、补肾、安神的治法，应用大补元煎、左归饮等治疗，用药以人参、熟地黄为主，并配伍远志、菖蒲等安神定志之品，名为两仪膏，气血双补。

清代是活血化瘀法应用的鼎盛时期，中医学对于瘀血导致心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涌现了很多代表性医家，如王清任、唐容川等，其所著的《医林改错》和《血证论》对后世治疗胸痹心痛颇有启发，并创制了众多行之有效的活血名方。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以“血瘀”立论，提出“补气活血”“逐瘀活血”两大法则，创建了五首逐瘀汤，成为后世活血化瘀法的经典效方，可谓活血化瘀法的鼻祖。尤其是以血府逐瘀汤治疗“胸中血府血瘀”证，现其已成为治疗胸痹的基础常用方，为后世医家治疗血瘀型胸痹心痛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现在临床上根据临证加减化裁制成丸剂、胶囊均收到良好疗效。唐容川在《血证论》中强调“化瘀为本，止血为标”，指出“瘀血攻心……乃为危候”，法当“急降其血，而保其心”，用“归芍失笑散，加琥珀、朱砂、麝香治之，或取归芍汤，调血竭、乳香末”。唐氏还明确指出血虚亦可致瘀，“不补血而去瘀，瘀又安能尽去哉”，治疗宜补血祛瘀，方用圣愈汤加牡丹皮、桃仁、红花等。《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认为，邪气久羁，必然伤及血络，治疗络中血瘀之法，或通调气机取辛润宣通之品如当归尾、当归须、新绛、青葱管等，或搜剔络中之邪取虫蚁之类如地鳖虫、穿山甲、地龙等。

在胸痹心痛的治疗方面，明清医家也从肝胆论治、从肾论治等从五脏入手治疗心痛，应用包括通络疗法、滋阴降火法、通利小肠法等，明确提出“治气弗动血，治血兼治气”“保护胸中阳气”以疗胸痹、“惟用辛润宣通，不用酸塞敛涩”等重要治则，提出“不可一味香燥耗阴劫本”等治疗胸痹心痛的注意事项。

其后医家对本病的认识都是在此基础上重视对经典的注释与挖掘而来的，主要围绕着《金匮要略》与《伤寒论》，治疗方法以温通为主。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用方也以乌头赤石脂丸、瓜蒌薤白半夏汤为主要用方。张璐的《张氏医通》《千金方衍义》分析整理了隋唐时期的治疗方法，为进一步运用相关文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