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遥远的古代

“思想”的历史要讨论的就是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怎么想

“思想史”顾名思义要说的是思想的历史。在汉字里，“思”和“想”这两个字都从“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那么，“思想”的历史要讨论的就是人类思索问题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怎么想。而“史”这个字，有人说，这个字的字形象征“公正”（像一只手持一个“中”，表示不偏不倚）；有人说，这个字的字形代表了“记载”（像一只手持笔，在史册上写）；不管怎么说，历史是追溯过去，寻找人类的良心与尊严，发现自己的传统和渊源的一门学问，而这门学问以时间为基本线索，所以，思想的历史一定要从遥远的古代讲起。

我们说“遥远的古代”，有人会问：古代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也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从物理意义的时间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古代离我们有四千年、五千年，有的书里就说“中华五千年历史”，但是从思想意义的时间上，我们似乎会感到，古代和我们的距离实在很难说。虽然，有时我们觉得古代离我们很近，我们仍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仍然用着古人写过的汉字，甚至至今还沿袭古人生活的一些习惯，绵延不绝的传统把古代变得似乎很近，近得仿佛我们可以与古人直接对话。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古代离我们实在遥远，遥远到我们不知道古人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因为历史既然已经翻过了五千年，五千年的时间在我们面前就已经变成了几部书、几页纸、几片甲骨、几件铜器、几处遗址，在这些被我们叫做历史资料的东西上，本来蕴藏着古代人的思绪、感受、心情，可是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在这些当年的实物中重建古人生活的实际图景，更看不到他们心里的思想与情感了，他们做的、说的、想的，早已随他们的生命消失，当我们想再次与古人进行思想史的对话时，我们感到了“遥远”，因为我们感到了“陌生”。

“陌生”常常使后人无法真切地想象和理解前人，甚至包括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历史书常常把历史写得很清晰，清晰得让人觉得诧异，也常常把历史说得很简单，简单得仿佛历史就只是那些被书写出来的几件事情和几个人物，特别是隔了时间的重重帘幕，他们不能身历其境，只能借助文献的记载，想象古代生活和思想的世界，可是，时过境迁，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也不易体会当时的风尚和当时的心情，所以笔下的历史常常并不见得真实，特别是思想的历史。

看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正乱》中，曾经记载了被后人称作“人文始祖”的黄帝的故事，“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之苦醢，使天下㗱之”[1]，这个故事很残酷，不过可能很真实，在今天发掘到的古代早期如安阳的殷商墓葬中，就有不少杀人以殉的例证，在甲骨卜辞中，也有不少杀人以祭的记载，如属于殷商时期的铜山丘湾社祀遗址，那里有四块象征着社神的天然大石，附近留下了二十具被人用石头砸死的人骨架和两个人头骨，据推测他们是被杀来作祭祀品的[2]。不仅是杀普通人或俘虏殉葬，就是古代的大旱时节，也要拿巫觋来焚烧，以取悦神灵，祈求降雨的[3]，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有“焚小母”、“焚”、“焚永女”、“焚”……，据说就是焚烧女性巫觋来求雨。有的研究者指出，有一片甲骨上的卜辞显示，有时一次祈雨甚至会连续祭祀五天，焚烧两个女巫，而这种今天看来很“野蛮”的举动，竟然一直延续到我们以为很文明的时代[4]，《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就记载过“夏大旱，公欲焚巫尫”[5]。被称为文明开端的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说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贤，竟然如此的残忍和谲诡，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杀得血流飘杵，到了商都，还要用箭再三射仇人的尸体，要用剑砍斫对手的首级，要杀戮很多俘虏来祭祀，要把象征天命的九鼎和传达神意的巫祝都迁回自己的地方[6]，就像迷恋血腥的野蛮人一样。看上去，那个时代笼罩的仿佛是一种今天已经很陌生的神秘、庄严、谲诡的气氛，这种陌生，就使我们感到了“遥远”。我们会问，这种在今天所谓文明的尺度中只能称作“野蛮”的故事是真的么？如果是真的，那么遥远的古代人是怎么想的，那个时代人们心里是否另有我们已经无法理解的一种文明尺度？如果是后来的传说，那么传说者为什么会把这种故事当做英雄的业绩津津乐道，他们的时代对于“野蛮”一词的理解是否与今天已经全然不同？

所以，“遥远”这两个字，实在不是随便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谈论思想的历史，我们是透过历史资料在体验遥远的古代，可是，古人的心情、古人的思绪深深地潜藏在这些历史资料的背后，使我们无法一下子看清，历史资料又常常以撰述者的思路把古人的心情和思绪掩盖在自己的文字后面，使我们无法直接相信，于是，思想史的开端常常是朦朦胧胧的，仿佛《庄子·秋水》里说的“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7]。

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

那么，思想史是否应该放弃历史的追寻，就像当年的胡适，丢开唐、虞、夏、商，径自从《诗经》讲起，把“遥远的古代”用括号悬置起来？记得顾颉刚曾经在《古史辨》第一册的序中提到，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使他们“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8]，但是，破坏旧脑筋并不等于重建新思路，仅仅靠这种怀疑与悬置显然是不够的，我想，因为思想毕竟是一条河流，思想史不得不寻找这条河的来龙去脉，思想史所要讲述的历史当然要从古人有“思想”之初开始。

考察古人有“思想”之初，并不是意味着要像顾颉刚所说的当年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一样，要用很大的篇幅在历史文献中去想象唐、虞时代[9]，在神话传说中去构想上古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而是根据历史的资料和思想的理路，去体会古代人类的心情，去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这里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当古人真正有了“思想”。不是说古人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古人的意识活动已经有了某种“非实用性”，即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时，它才可能是“思想”。第二，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就是说，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不能说某天某人想入非非就是思想，而是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是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才是思想。第三，“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

那么，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就需要我们从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知识和考古发现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