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期以来，思想史家对于殷周两代的思想与文化有一个很顽强的印象，即西周对于殷商来说，是一个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这一印象来源于古代的一些零星记载，如殷人尚鬼神，而周人敬天而重人等等，近代，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又强化了这一印象，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4]，于是很多学者和很多著作都认定，至少在对于鬼神的态度上，殷周很不相同，似乎这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定论，殷商时代是“残民事神”，西周时代是“敬天保民”[5]，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想象，西周人一面怀疑天，一面仿效殷商尊崇天，凡是尊天的话都是对殷人或殷商旧人说的，凡是疑天的话都是对周人说的，所以继承殷人尊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因而《礼记》的《表记》中说周人是“事鬼神而远之”[6]。近来更听说，有国外学者相信，商周之间有一场“礼制革命”，“商代的祭祀传统全部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祭祀‘革命’以后的西周上层人，显然比以前更加注重音乐的重要性，武装的地位可能降低了”[7]。

其实这并不可靠，周人的内心想法已经随着事件的消失而消失，后人无法也不应越俎代庖的去替古人思想，历史学家也不应以自己的想象推断古人的主观意图，只能从遗存的史料上作一种合乎情理的分析，周人如此多的祭祀与占卜的记载，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尊天是一种策略，何况，周是受了殷商册封的一个方国，其思想文化均与殷商相去不远，在周族的本土周原发现的卜辞中，有殷商的帝乙、帝辛（即商纣王）在周的庙室内祭祀先王大甲的记载[8]，所以，我也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殷商其实是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主流，而周朝本来是西隅小邦，后来的发达只不过是继承了殷商的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殷周文化各渊源于龙山文化，虽略有不同但互有影响，周王朝灭商之后，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从文化上看，他们属于殷商的一系”，虽然，他们确实也有显著的西部特征[9]。

“帝”的崇拜与神鬼观念之延续

以祭神祀鬼而言，可以参看《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商誓》等篇，其中，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世俘》、《克殷》是殷周易代时历史的记录，《商誓》是周武王对殷商旧贵族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其一，各种祭祀大体上还是继承着殷商的传统，《礼记·曲礼下》中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五祀，岁遍”，这是周代之制，但郑注中则说，“此盖殷时制也”[10]，可见周代仪式大体承袭殷商，殷商多以燎祭，又曾用人为祭，而大祭用燎祭以及燎祭时伐人用牲之多，西周并不在殷商之下，例如《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克殷时曾经于癸丑日“荐殷俘王士百人”，回到周后又于庚戌日“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所谓“荐”，可能是当了祭祀时的牺牲，而“伐”字本来就是以戈临于人头，表示“杀戮”，《殷墟书契前编》（1.18）的卜辞中有“伐三十人，卯六牢”、“伐十人，卯三牢”的杀人与杀牲祭祀的记载，而《左传》昭公十一年也有楚王“刑其士七十人”的记载，可见在殷周易代前后，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种祭祀仪式传统并没有消失。其二，对象征性的厌胜、禁忌仪式，包括今人看来极其迷信、极端残忍的仪式，周人一样信奉敬畏，如《史记·周本纪》中所载武王伐纣时祭祀主战争之毕宿，对白鱼入舟和火乌流屋的注视[11]，都表明周人同样热衷于各种神祇的护佑和各种徵兆的暗示，《克殷》中所载克殷后斩纣的尸体的首级，挂于白旗杆，斩其二妻之首级，悬于赤旗杆，及宗庙的献俘[12]，表明周人并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文明和理智。其三，对“帝”或“天”的尊崇依然与殷商相似，如《商誓》记其伐殷，十一次提到“上帝”（另一处提到“帝”），“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上）帝之来，革纣之□（命），予亦无敢违大命”[13]，“上帝”始终挂在嘴边，而《大盂鼎》铭文记载“古（故）天异临（庇护）子（慈爱）、灋（大）保先王，□（匍）有四方”，又有所谓“畏天畏（威）”，与《诗经·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一样，“天”的威严始终在他们的心里，此外，在《㝬簋》、《叔夷钟》的铭文中，还有“帝廷”、“帝所”的字样，可以看出，西周的思想世界与殷商的思想世界，实际上同多而异少，西周人和殷商人一样相信，“帝”在“天”上，与人间一样，有一个由神祇构成的世界，它们在主宰一切。

血脉与亲情及祖灵之保佑与子孙之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