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疑经与伪经、数术中的外来因子、教相判释

经典的翻译、选择与炮制

从最初的洛阳白马寺、建康建初寺到后来的北方的永宁寺、江南的定林寺，佛教的宗教空间在五世纪以后已经渐渐扩展，从东汉末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开始译经到南朝梁代僧绍、宝唱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五世纪以后佛教的经典也渐渐齐备，从公元三世纪中叶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到五世纪初译出《四分律》，佛教僧团的组织规则已经渐渐建立[56]，从最初简单初创的法事仪式，到六世纪中南方宝唱奉敕总撰仪式，清理神祀，北方昙显奉命撰集《菩萨藏众经要》和《百二十法门》，佛教的仪式规则也渐渐定型[57]，在五世纪以后的两三百年中，佛教已经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同时自身也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生活与思想世界。

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是，不仅各种各样的佛教经典被翻译出来了，而且符合中国人观念的佛经被特意挑选出来了，接着，根据中国人的理解而自己编造的“伪经”也炮制出来了。就比如关于“孝”，自从安世高译出《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以后[58]，西晋的支法度译了《佛说善生子经》，佚名人译了《菩萨睒子经》，竺法护译了《盂兰盆经》[59]，在《佛说睒子经》中说，“使我疾成无上正真之道诀，皆是我父母育养慈恩，从死得生，感动天龙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为得佛，并度国人”，下面佛陀让阿难向世人宣说道，“人有父母，不可不孝”[60]，这样，佛教就与古代中国的个人伦理没有了冲突；又比如关于“忠”，如果看一看当时逐渐流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仁王般若经》，理解其中提倡的王臣护法与佛教护国的说法，就可以知道在中国这个语境中，佛教渐渐屈服于国家，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历程，这样，佛教就已经大体填平了它与古代中国社会伦理之间最深的鸿沟。在据说是后来中国人自己造的疑伪经《梵网经》、《父母恩重经》和出身不明的疑经《血盆经》中，不同伦理系统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几乎泯没无痕。

方术中的佛教内容

其次不太被人们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生活世界中被当做生活技术的方术领域中，佛教也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61]，这不仅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的观念世界和知识世界，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佛教自身。举三个例子。如印度的天文历法知识随着佛教传入，与中国传统的天象星占历算之学有了相当的融合，这一点只要看看唐代人编的《隋书·经籍志》子部中的天文历数两类和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中抄撮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学到了印度的知识，但印度的知识却融进了古代中国关于宇宙、天象与历算的观念世界之中[62]；又如印度的医药知识和技术随着佛教传入而传入，在七世纪前已经在中国流传的《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等，而佛教僧人自己也撰有不少方技之书，像佛教僧人行智撰有《诸药异名》八卷、昙鸾撰有《疗百病杂方》三卷、僧深撰有《药方》三十卷，但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方技中融入了印度的知识和技术，吸收了婆罗门与佛教的按摩、坐禅，而佛教也渐渐接受了古代中国的方技，如服食、导引，甚至房中等等[63]。再如佛教的法术传入中国后，也与古代中国的方术渐渐结合，成了佛教在民间解除困厄的手段，像神咒就与古代中国的咒语渐渐混同，如《千转陀罗尼神咒》就在隋大业初年被笈多三藏译出，稍后的彦琮则把它推广开来，“遍布华夷”，只是“西天梵音，东华人译”，所以务必要念准音调，至于它的禁忌如“饮啖酒肉”、“杂食荤腥”、“触手汗秽”、“浪谭俗语”、“衣服不净”、“处所不严”等等以及它的功效如“碎石拔木”、“移痛灭疴”、“召集鬼神”、“驾御虬龙”、“兴云布雨”、“集福却灾”等等，却都是一样的[64]，再晚一些，则连古代中国常见的符印之术也被佛教吸收，敦煌保存的《观世音及世尊符印十二通及神咒》中所收的符印就仿佛来自道教[65]。

《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中曾经提到，北周时代的攘那跋陀罗和耶舍崛多合作翻译了印度关于声、医、工、术与符咒之术的《五明论》，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印度知识究竟有多少随了佛教传入中国，现在可能还难以估计。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反过来看，佛教徒也在大量地吸收着中国的思想与知识，如著名的慧思，就在他的《立誓愿文》中发誓要“成就五通神仙”、“先作长寿仙人”，“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66]，而慧思的学生，著名的智顗《摩诃止观》中就引了《皇帝秘法》当佛教的修炼法门，说“天地二气交合，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如循环，故金代而水生”[67]，北朝的殷绍上《四序堪舆》，就说大儒成公兴曾经带他向沙门释昙影学习算法，而释昙影又与另一个佛教僧人法穆一道，不仅教他《九章》，而且教他“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68]，这些几乎包括了大部分数术方技知识和技术的内容，竟然都由佛教徒来传授，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佛教成分已经渗入古代中国知识世界，同时也可以想象当时的佛教在多深的程度上接受了古代中国的知识。

疑经与伪经的象征意义

再次，被人们注意到，但还研究得不很充分的是在五世纪到七世纪间出现的各种疑伪经，这些疑经和伪经恰恰最充分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融入和中国人对佛教的解释。前述关于“孝”的伪经《父母恩重经》就是一例，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父母恩重经》出现在七世纪后期的武则天时代，在八世纪上半叶的唐开元年间，以三纸经本出现，而到了八世纪下半叶的贞元年间，则已经变成了十纸本，到了九世纪，这部伪经就已经很流行了，在敦煌莫高窟156、170、238、449窟，都绘有《父母恩重经变相》[69]，这一伪经的命运表明，佛教不能不接受传统中国的伦理，并在这一伦理基础上建立佛教信仰。前面没有提到的《提谓波利经》和《占察经》又是一例，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说，《提谓经》二卷是刘宋孝武帝时的北方沙门昙靖伪撰，它把过去的《提谓经》加上了古代中国关于五行配五方、五色、五脏的说法，又比附了佛教的五戒，拼成了一个杂拌，但是直到隋代，“往往民间犹习《提谓》”[70]，而《占察经》则可能出现在五世纪初，上卷讲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的数术相关，下卷讲诸法皆空，可能抄撮自《六根聚经》，这部杂糅的伪经中记载的方法，在隋代似乎很流行，据《续高僧传》说，593年广州就有和尚依照《占察经》行“塔忏法”，预测前途善恶[71]，据法国学者的研究，它“反映了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前后佛教的民间面貌，提供了有关这个时代的经院式佛教和民间修持之间的混合物的一种综述”，不仅如此，它们的出现还表明了佛教对古代中国知识与技术的接纳和转化[72]。而更重要的、也是至今争论不休的《金刚三昧经》、《大乘起信论》和稍晚些的《楞严经》更是一例，在这些疑经或伪经中，恰恰更广泛地表现了印度佛教基本教义在中国语境中的转化和中国信仰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佛教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正如小野玄妙所说，到了隋唐时代，疑经和伪经曾经十分流行，就连佛教一流僧人如智顗和善导等人都曾经引用过它们，更不必说在民间的流传和盛行。因此“疑经或伪经虽然并不是佛教真正的典籍，而是混融了其他思想的东西，甚或是采撷了民间信仰故意炮制的东西，但是站在冷静的、客观的角度观看，以学理的态度对待，其实它们也是具有丰富意味的很有用的研究资料”[73]，只是考虑到思想史的思路，对于像《大乘起信论》这样在唐代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疑经和伪经的更详细的分析，将在以后的章节中来进行了[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