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上述墨子对于儒者的批评倒使我们看到，儒者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人文主义的思潮，他们心里有一个终极的理想世界，又有一个先验的道德本原，他们对于所记忆的“过去”有太多的理想和想象的成分，他们希望通过一种“仪式”与“象征”为中心的“礼”来保持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因而不希望过多地考虑实际社会中的实用性问题。在他们的思路中，被理想化程式化的“礼”的意义被放大了，当传统的巫祝式的律令经过了道德化、内在化的改造之后，其实已经不再有更多的制约力，但他们仍然希望“礼”、“乐”以及人自身的道德意识与伦理信条可以拯救整个天下，实现一个理想的秩序，所以他们仍寄希望于“教育”、“文化”和“思想”，也依然相信仪式与象征可以规范和制约人类。但是，墨子一系则属于十分坚定的现世实用主义，他们有一种极为实用的思路，为了“富裕”、“繁庶”、“安定”，为了消除三大忧患，那种理想中的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可以取消，一切围绕着实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展开思索，儒者总是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属于理想主义的人文思潮，而墨子一系则不同，对于那些“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还要固执地“行其义”的主张绝不赞同[18]，他把思考的基础放在现世的合理性上，《墨子·公孟》中说，有两个善于筮的人，一个是“行为人筮者”，一个是“处而不出者”，虽然可能后者品格高、名声大，但无用于世，倒是前者能够得到“糈”，“其功善亦多”[19]，学说也是一样，所以他认为应当使自己的学说落到实处。“天”与“鬼”是箝制人们行为的外在力量，它能帮助天下安定，道德有序，因此必须顺从；葬、丧不利于积累财富与繁庶人口，音乐不利于生产财富而只能耗费财富，这些靠外在形式表现内在感情的礼乐制度是没有实际效用的，因此必须废除；“命运”之说使人没有敬畏，没有信心，使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因此必须掀翻。很显然，他们对于仪式、象征的意义是很蔑视的，《公孟》中记载墨子与公孟的对话，就批评儒者只注重形式，称“行不在服”，他举了齐桓、晋文、楚庄和句践“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来证明外在服饰一类的象征与形式之无用，他又以纣、费仲、箕子、微子“同言而或仁或不仁”，周公、关（管）叔“同服或仁或不仁”，来证明实质的“仁”并不在“古服与古言”之类外在的形式[20]。墨子的思路的确很实在，它以对当时社会的有用与无用、有利与无利为唯一标准，作为他思索的理性，他衡量学说的标准“三表法”，其实就是一种希望沟通历史依据、价值理性和实用工具理性的方法，所以叫“本之”、“原之”、“用之”，没有用处的学说，即使有历史的依据、逻辑的思路，也不能成立，因为他是“宗教”—“刑政”—“操作”的思路，不能落实在现世操作，一切都无意义。也许，这与孔、墨的身份不同大有关系，孔子出身于贵族，而墨子出身于下层。

儒者属于理想主义的人文思潮，墨子一系则把思考的基础放在现世的合理性上

变动时代中的两种趋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儒墨之争也暗示了时代风尚的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拥有过去的文化经验，熟悉过去的文化规范，并一直享受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优越感的文化人常常会感到一种惶恐不安，生活在殷周礼仪文化氛围中的旧贵族文化人对于周围一个礼崩乐坏的环境感到陌生，心理上失去了安全感，于是不免总要怀念和追忆，在历史中构建理想的影像，借传统来批评现实，以文化精神来讥讽世俗社会。从来不需要为生存而忧虑的习惯，使他们更多地考虑终极与抽象的心灵和精神问题，使他们一发言就流露出理想化人文主义，当然，过去的身份意识与昔日的话语权力也是使他们依恋过去的文化、制度的原因。然而，那种时代过去之后，动荡变化的社会中总要有一种实用思潮来填补思想世界的空白，一批并不拥有文化优越感和旧文化经验的思想者会敏感地把握时代的需要，针对生存的现实，把那种过于理想化的话语转变成可以见效可以实用的策略，并抨击旧时代的文化经验，比起依据近代历史，用可以追忆可以传续的思想传统来建立自己价值体系的儒者来，墨子一系更多地是依据想象中的夏代故事来证明自己。追溯历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可以考察的近世经验和历史来证明自己思想是合理的延续，一种是挪借难以考见的上古传说与神话来说明自己的思想渊源久远，前者是“法后王”，后者是“法先王”，前者是经验和知识的守成和传承，后者是思想与方法的更新与变革。所谓“托古改制”，墨子一系的思想就是如此，他们并不重视文化和知识的断裂，而只是为了当下制度和规范的建立，所以，墨子一系用充满工具理性色彩的思想来批评维护价值理性的思想。《荀子·解蔽》中就批评他们说：

蔽于用而不知文[21]。

“用”就是实际效用即重视能够实现的利益，这种思路的落脚处在现世，而“文”则是形式与象征的和谐与华美，它的着眼处却常常在传统。

汉代王充在《论衡·薄葬》中曾经指出墨子一系过于注意经验的问题，他说墨子考虑问题“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又说，“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22]，这里说的就是墨子一系太过分执著于耳目可验、口鼻可得的经验而放弃了精神和心灵的体验，寻找到了“物”而放弃了“心”，适合了“愚民之欲”，却不合“知者之心”。其实，外在形式和谐华美的追求，象征世界在生活中的存在，一方面是一种超越功利的行为，不超越实用性和工具性，人们没有心情去追寻外在形式的“文”，一方面是一种人类感情的表现，外在的“文”其实正是内在的“化”，人类需要一些寄寓情感的文化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神圣的敬畏和追求，也需要一些可以宣泄情感的文化象征来传递自己的欢喜和忧愁，如果只是寻求实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仪礼和象征都丧失，而丧失了这些的人类，也丧失其人之为人的依据而沦落为生物。因此《庄子·天下》中也批评这种“不合人情”是：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23]

如果只是寻求实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仪礼和象征都丧失，而丧失了这些的人类，也丧失其人之为人的依据而沦落为生物

墨家后学：墨分为三和两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