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从性善论证秩序的建立
社会是由单个的人构成的，社会中的人们遵循一种秩序，按照一套价值生活，遵从一套规则交往，如果这套秩序、价值、规则在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当然首先在人们内心中有一种尊重秩序、承认价值、遵守规则的意愿，这种“意愿”是克制个人过分的情欲、尊重他人应有的权利的“善”[3]。本来，儒者一流并不十分注意其社会秩序理论的依据，即秩序的不需言说的、天然合理的、无可怀疑的道德来源和价值基础，他们只是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现成的、肯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仪式）。可是，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知识失去了稳定性与确定性，儒者不能证明它是“不必讨论的真理”，它也不能证明它自身“永恒的有效性”，它就受到了诘难和追问：凭什么人要按照这种秩序、价值和规则来生活？诘难和追问引出了思想，战国中期，孟子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在为儒者学说寻找基石，而他找到的基石不是天道而是人的本性[4]。
据孟子说，“善”是人本身就有的天性，在《告子》、《梁惠王》、《公孙丑》、《离娄》各篇中有相当多的言语在强调这一思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曾经两次说到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这是人所固有的，不是后天习得的[5]，它们是“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是“赤子之心”中就已经具备了的良知良能[6]，它使人自觉地有同情心、正义感、羞惭的自觉和礼让的态度。比如看见有人落于井中，一个正常的人就会伸出援助之手，看见牛被宰杀之前“觳觫”的样子，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不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将这一心性的本能，加以理智的正确推阐，叫做“善推其所为”，就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进而“举斯心加诸彼”，扩大到整个社会，就可以整顿秩序，改变王纲解纽之后的混乱[8]。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孟子关于人性的说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相近[9]，不仅肯定人有“善”的本源，而且有保证“善”的理性，“心之官则思”，孟子说，这也是“天之所与我者”。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一点点差别就在于动物的行为依据是自然本性，人的行为依据的是人的仁义、慈爱的善良本性[10]。根据学者的研究，“性”的本字是“生”，“生”的本义是草木生出土上，引申为发生和生育，又引申为生命的存在，早期金文和文献中有“我生不有命在天”、“怀发录黄耇弥生”、“弥厥生灵终”、“用求考命弥生”，都表示纯粹的生存[11]。但是，在儒者的话语系统中，单纯的肉体生存和精神的存在分开了，孟子说，“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属于自然法则的生命是“生”，而属于精神存在的生命是“性”，“生”与“性”就不再是一个合义，也不再是一个汉字。所以，告子说：“生之谓性”，孟子就反驳说，自然的“生”并不等于伦理之“性”，犬之性、牛之性是“生”，而人性却不仅仅是“生”，而是自然的人性与理智的自觉的结合，就像西田几多郎所说的那样，人要在培育与发扬人性中达到人生的圆满，孟子就要求每个人用自己的理智“求其放心”、“不失本心”，然后则是——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人”与“天”的联系、“性”与“生”的联系、精神和生命的联系就隐隐地存在于这个表述中，“天”是造化创造的自然生命，只要推阐那天赋的良知良能，尽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人就圆满地实现了“天”所给予生命的意义[12]，也达到了人生的终极境界。一个人不必追问他拥有多少财富，也不必追问他获得多少成功，他作为人的实现，在于他是否尽了自己作为“人”的“心”，如果他尽了心，那么他就理解了自己的本性，他完成了本性的提升，就上应承了“天”的意志，下完成了“人”的使命。
当然，对于个人道德伦理的讨论最终要落实在社会秩序的整饬上。在孟子看来，社会乃是由“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君子与野人构成的，《滕文公上》里，他试图说明，社会分工的起源和必要，是因为人不可以“一人之身”而有“百工之所为”，但是，这种分工的社会观念被他转手用来阐述等级的分工，把职业分化与等级区分画上了等号，于是职业差异的合理性便挪移用在了阶层差异的合理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所谓“大人”、“小人”的差别又被他说成是知识创造者和物质创造者的差异，于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又有了阶层的等级差别，所以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这种阶层的差异又被他指认为文明程度的差异，于是他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3]。更细致的说法在他回答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的一段话中，他详细地讨论了被当时诸侯废黜了的古代制度，即爵位、身份、封疆、采邑、劳役的等级序差[14]，显然他对于这种仿佛几何级数序列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以及它所固定的秩序无限向往与追怀，问题是这种结构与秩序只能建立在两个条件上，一是王权强大到足以依靠外在弹压力强制维持结构的稳定，一是每个人都自觉地以理性来服从这种秩序的安排。当战国时代王权瓦解之后，孟子显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发自每个人内在心性的，具有善良、忍让、尊敬、畏惧的良知良能上了，这就是他极力论辩、大声疾呼的原因：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指禹、周公、孔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5]
墨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