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荀子的思路很容易引出后世“道问学”，而孟子的思路更容易引发后世“尊德性”的话，应该说这两套思路都在后来的儒门有各自的影响。不过，在那个普遍混乱和普遍功利的时代里，荀子的思路显然比孟子的思路影响大，荀子的思想在秦汉逐渐定型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尽管孟子的思路意味着儒门更大的转化，而且后世在中国思想世界里地位渐渐升高，并在唐宋以后成为“亚圣”，但是从战国末到秦汉时代中国思想向意识形态转化与定型中，荀子的意义却是更为重要的。第一个原因是，荀子通过经典的传授影响了大批弟子，而弟子又凭借经典的解释和阐发渐渐控制了文化话语的权力，在《诗》、《书》、《易》、《春秋》和《礼》的传授系统中，荀子处于枢轴的位置[37]。第二个原因是，荀子的思路不再仅仅是儒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儒者执着于理想而不切实用，但荀子的思路中蕴涵了十分实用的，既可以用之于道德自律，又可以推之于法律管束的意识形态意味，很能被上层运用。第三个原因是，荀子的思路已经很开放，它不再把儒者的思想束缚在一种过分封闭的理想主义与精神主义的圈子里，而是极广泛地吸取了各种实用思潮，灵活地把自己定位在世间，《儒效》里他对儒者传统的变化看得很清楚，“道者，非天之道，人之所以道也”，也就是说他把着眼点定在了世间的实用思想上，所谓“道”不再是抽象玄虚的思想对象，而是具体而微的实施手段，《君道》中说，“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群”就是社会，“能群”就是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38]。正是为了这种实效，他的思路由“道”渐渐趋近于“术”，立场也由“礼”渐渐转向了“法”，而思索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也由“民”渐渐移向了“君”[39]，思想于是渐渐趋近了意识形态。

韩非的法制主义

现在无从考证荀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的思想的影响，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儒法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认为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40]，自觉的“礼”不足以惩戒人心，整顿社会，就自然要用强制性的“法”，表面上看来，儒者多属礼制主义，而实际进入社会治理的所谓“法家”多属法制主义，其实他们的思路往往是一致的，都是关注社会秩序，都基于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只不过前者多从人性善的角度，后者多取人性恶的立场，前者多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视角，后者多从实用主义的政治家眼光，只要秩序混乱到了无法依靠人心自觉来整顿，道德崩溃到了无法凭借礼仪象征来维持的地步，只要坐而论道的前者真正进入了实际管理的后者的行列，他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传续，不仅仅是任务的师承关系，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路延续与伸展[41]。随着军事力量在战国后期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土与疆域的扩大及管理上的需要，这种“法”的思想就越发凸显了其声音与力量，《韩非子·用人》说：

释法术而以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42]

又《心度》中说：

治民无常，惟治为法。[43]

在韩非子看来，用宽松而舒缓的礼乐象征来垂戒，靠未必善良的人性自觉来拯救，都是缘木求鱼的迂阔思路。他的思想有两个基点：一个是人性之恶，《外储说左上》与《六反》中都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论证人性恶的天然性，《备内》又说，人与人的亲善“非骨肉之亲，利所加也”，就好像“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并不是舆人是好人而匠人是恶人[44]；这样他就把一切社会关系简化成了利害关系。一个是时代变迁与社会混乱，他在《南面》中讨论说，时代变了，治理方法不能不变[45]，“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智之患也”[46]。所以，他与儒者不同，他们的理想是人人守法而不是人人行善，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实用的功利主义而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力多则人朝，力少则朝于人”[47]，为了这种自强与自尊，他们要强化外在的法律的约束和官吏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治理上收到明显的实际的效果。他嘲笑守株待兔的愚蠢和刻舟求剑的呆板，同时，也把人类的天真和直率统统抛开，他只问结果而不问动机，他所谓的“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48]，其实并不是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善意推测的那种对真实性的探究，而是对于没有功利和效验的理想主义的蔑视和嘲讽。

在当时关于社会秩序的关注中，被后世统统归纳成所谓“法家”的人物中，思路也不尽一致，有的比较强调君主个人对权力的控制，有的比较热衷于君主在官僚机构各种权力之间的操纵，有的比较偏重法律制度的绝对性与实用性，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太关心人的终极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过问历史和理性的价值与依据，而是更关心一种思想、学说如何“物化”为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技术与制度，从而去解决日益迫切和紧张的社会秩序问题[49]。

与儒者不同，他们的思路是一种实用的功利主义而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