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社会与人类的一体意识与阴阳五行思想,使人们有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即在天、地、人之间,凡相对称的部分都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把这种对称和对应的联系分别概括为阴阳与五行,由阴阳与五行以及一些次要的关系,宇宙成为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整体,各种相关的部分互相感应,感应有种种显示的征兆,有不同的招取和禳除之法,像伦理道德的善恶、巫祝史宗的祈禳都可以在这里成为关键性的力量,“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24],也许在当时人心目中,宇宙与人类之间的感应和联系要比现在知道的更广泛,在他们的视野中,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联系的整体,而人就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现代人没有权力指责这一时代的知识结构,思想史也没有理由忽视这一时代的思想水准,那个时代的人承继着殷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在那一套象征秩序的仪式和业已成型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崩溃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这样思想的。思想史上可能有突然的飞跃,但是那常常是来自精英和天才的思想,一般的知识和思想却不会有突然的变异,它只是在缓缓地绵延,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有人已经看到,中国文明突破的历史是渐进而平和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礼崩乐坏”虽然说的是春秋战国的思想和制度的巨变,但它并不是轰然一声的坍塌而是一点一点地瓦解,传统的残存是如此强烈的粘固剂,而历史的象征是如此坚固的石块砖头,要在一时就掀翻它是不那么容易的。

不过,天道已变,思想也会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缓慢、也很平和,但毕竟它在变化,在下一节中我们会看到思想变化的三种征兆和趋向。

思想变化的三种征兆

[1]《十三经注疏》,1836页、1845页。

[2]《十三经注疏》,1748页、1749页。

[3]《十三经注疏》,1794页。

[4]《十三经注疏》,1796页。

[5]《左传》昭公十七年,《十三经注疏》,2084页。

[6]《左传》襄公九年,《十三经注疏》,1941页。

[7]《左传》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三年、十八年、成公十年等,《十三经注疏》,1805页、1807页、1852页、1861页、1906页。

[8]《十三经注疏》,1807页。

[9]《左传》哀公元年,《十三经注疏》,2165页。

[10]《左传》隐公五年、桓公二年、庄公二十四年,《十三经注疏》,1726页、1727页、1741页、1779页。

[11]《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十三经注疏》,1831页。

[12]《左传》文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1855页。

[13]永盂铭文的释文见《文物》1972年第1期,62页;敌簋铭文的释文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62;匄伯鍧铭文的释文见《商周金文录遗》177,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

[14]《十三经注疏》,543页。

[15]《十三经注疏》,421页。

[16]《国语》,26页、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7]《左传》僖公十六年、昭公元年,《十三经注疏》,1808页、2025页。

[18]《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二十年,《十三经注疏》,2128页、2094页。

[19]《国语》,6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8。

[20]佛克(Alfred Forke)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其天文学、宇宙论以及自然哲学的思辨》中,将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波斯的二元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的阴阳是假设的两个初始元素,火性的阳和湿性的阴,到《易传》中才成为奇偶,但这只是指占卜中的爻。这个看法在观念发生的时间上、观念形成的顺序上显然有误。英文本The World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Their AstronomicalCosmological and Physico-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p.223,原作为Probsthain's Orieintal Series第十四卷出版,London,1925。日文本题作《支那自然科学思想史》,小和田译,生活社,东京,1939。

[21]梁氏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罕见,其义极平淡……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建设之、传播之,宜负其罪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顾颉刚则强调了“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

[22]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一编第二节的讨论。又,可以参见庞朴:《五行漫说》,《文史》三十九辑,30页,中华书局,1994。

[23]分别见于《十三经注疏》2057页、2084页、2063页、2123页、2093页、2107页。

[24]《左传》昭公三十年,《十三经注疏》,2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