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前面说过，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者之所以能够继续和维持自己的传统，并与其他学派分清界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的是它的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儒者依托五经为基本典籍，有明确的知识基础，于是就有了互相认同的凭据，凡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的就是“儒”，汉代前期如文、景时代虽然只是以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但申公、韩婴、辕固生以《诗》为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为博士，晁错受命往伏生处学《尚书》，经典的传授以及国家对这种传授的认可，已经保证了这一知识系统的延续。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儒学要在这种社会急剧变动的时候成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12]，并取得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独尊地位，则要建设一个拥有天然合理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供操作的政治策略在内的庞大体系，以规范和清理世界的秩序，确定与指引历史的路向。
早期儒学中宇宙论的依据并不发达
很多人都能看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早期儒学中的宇宙论依据并不发达。孔子所谓“天何言哉”的表述实在太简略，而“唯天为大”的说法又实在太笼统，由于这种不发达，一方面使得儒学中关于人与社会的道德学说与礼乐制度的合理性仿佛缺少自然法则的支持，其不言而喻的权威性便不免脚下空虚，一方面使得儒学无法与民众生活所尊奉与需要的实用技术与知识彼此沟通，比如医方的道理、巫觋的道理似乎都与儒学无关，儒学似乎只能处理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不能深层地进入生活，不能给人们提供生活上的自信与知识。子思、孟子一系引入“五行”的思路虽然加强了它的宇宙论框架，但他们过分道德化的解释不免作茧自缚，局限了思路的范围，至于荀子，他对于政治制度的热心虽然促进了儒学的经世实用转化，但对于“天道”的过分轻蔑尤其导致了儒学的这种偏向。于是，至少在汉初，例如陆贾便接纳了黄、老之学，阴阳五行思想，乃至数术方技共同依据的一些基础性思想，有意识地建立儒学的形而上的宇宙支持系统，如《新语》中说到“天”的时候，一开篇就引《传》称，“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其中“天”是人间的终极依据和取法目标，“（天）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13]，已经为人们垂示了一种自然法则，而依据自然法则，便有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而“人”应当“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14]，而“天”也因此会与人相应，“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这叫“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15]。
不过从现在所存的文献资料看来，把“天”作为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并对于这套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论述得最充分的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据说，董仲舒与陆贾是有些思想渊源的[16]，可是他在西汉乃至后世的意义要比陆贾深远得多，真正为儒家学说重建或奠定庞大的理论框架，并使之转化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正是这个董仲舒。作为政治家，他的事业似乎并不成功，不像公孙弘那样白衣卿相，成为儒者靡然向风的象征性人物，但作为思想家，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儒者。在对汉武帝策问的第三篇中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17]，但是，“天”又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运行的天穹，而是宇宙间所有秩序的本原与依据，按照他的说法，“天”即宇宙对于人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天”即宇宙对人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天”的中心与本原正是“元”，“元”就是“一”，“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始终也”[18]，它是社会政治合理性的本原和依据，“以元之深，正天之瑞，以天之瑞，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19]，同时它也是人之成为人的本原和依据，人仿佛是“天”的投影，“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20]，就连人的身躯，也是仿效“天”的产物，头如天圆，耳目如日月，鼻口如风气，骨节合天数，大骨节合月数，五脏对应五行，四肢有如四季，连眨眼都在仿佛昼夜[21]。
第二，天“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阳自南出，阴自北出，依季节与方位，循环往复，“冬至之后，阴俯而西入，阳仰而东出”[22]，阴阳又与善恶、刑德相配，人有善有恶，而政治也以刑、德并用，就连旱涝的灾害与对灾害的治理，也与阴阳相关，大旱是阳盛阴衰，合乎尊卑次序，但只是太过，所以要拜请调节，大水则是阴盛阳衰，违背了尊卑次序，所以要“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23]，阴阳又与四季相配，四季又与五行相对，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思路，阴阳五行被引申到社会治理中的策略与态度、人伦道德中的行为与规范，甚至一切事物与现象上去，如从“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引申到“士之事天竭其忠”[24]，如从四方对应春夏秋冬引申到天文四象对应人的佩饰，“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軷之在前，赤舞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25]。
第三，“天”不仅是宇宙的空间之象，也是宇宙的时间之维，在自然法则之外，历史影象也是人间秩序合理性的一个依据，在前一章中我们曾经说到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所形成的一种在历史中寻找合理性依据的习惯，以《春秋》之学出身的董仲舒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在《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第一》开头就提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奉天”当然是以宇宙为人间知识的支持系统，而“法古”则是以历史为世间秩序的合理依据，在董仲舒看来，这与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六律不能定五音是一样的，“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26]，于是不仅儒家独占的经典作为实用的政治教科书，典籍教学成了知识的重要来源[27]，而且上古帝王的道德故事，三代改正朔、易服色的传说，近代弑君亡国的教训，以及传统的与想象的制度、法律、礼仪与规范，就有了极深刻的垂范与示警的意味，“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28]，历史知识在这里转化为历史哲学，历史记忆在此时取代了实存的历史。
《春秋繁露》中的人：善恶两端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