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至今发现的上古三代遗物可以分为三类[25]，首先，最多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这当然比较多的反映了上古三代人的生产与生活，但也能让我们从中透视到当时普遍的社会状况和一般的知识与思想水准。其次，相当多的是古人死时殉葬的物品或在他们埋葬时所陈设的物品，前者是他们生存时使用或喜爱的东西，后者是安葬他们的活人认为有益于他们死后生活的东西，其中有着上古人观念的痕迹。再次，还有一部分可以确信是古人在祭祀仪式上或平时象征性活动中使用的，虽然还不能把他们称为“礼器”，但它们折射了古人思想深处某些隐秘的观念[26]。

好奇、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与用符号表达记录与交流

考古发现中，通常引起思想史研究者注意的有以下一些现象。首先，在上古人类的墓葬中，出现了涂朱与随葬，西安半坡遗址的尸骨上有用朱砂涂染的痕迹，元君庙第420墓幼女随葬中有千余粒骨珠，花寨子23墓女性随葬十八件陶器、一件石纺轮、448粒骨珠，皇娘娘台30、48墓随葬石璧、玉璜、陶器、猪下颚骨等等，似乎说明上古人已经有了“死后世界”的观念和“灵魂永存”的思想，特别是半坡瓮棺葬之陶盆（钵），它的下部有一个小孔，是否为灵魂出入预留的通道，则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其次，上古人类特别是他们的陶器、玉器、骨器，已经有了精美的而且是经过抽象化的图案与纹饰，仰韶文化半坡出土的陶器上，有意味深长的人面鱼纹，大河口陶器上，有怪异的纹饰和太阳的图案，龙山文化日照遗址的刻花玉斧，马家窑文化有着复杂几何图案的陶器，内蒙古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文化遗址的“C”形玉龙，河姆渡文化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及双头连体鸟纹骨匕、鸟形象牙圆雕等等，都表明了上古人类已经有了审美的意识和以对称、整齐、夸张、怪诞为美的观念；再次，考古也发现上古中国对于男女之间的秘密十分敬畏，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神殿、东山嘴祭坛女神像或女性群像的丰乳肥臀，龙山文化陕西华县之陶祖，青海乐都柳湾男性裸体陶罐，都表明上古人类对生命力即生命的诞生有一种神秘的想象和敬畏心理，这使得他们对于一切的起源都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探测欲望；最后，考古发现了一些符号，如柳湾陶器的下腹部有“百余种不同符号”，有卍、×、+、｜等等，更早一些，姜寨有一百多件有刻符的陶器，其符号有、、、、、，“看来这类刻符当是与制陶有关的记事符号，也有人认为是原始的文字”，江南的马桥遗址也发现了刻画的陶文，“残存的一件杯底上遗留的文字至少有两个”[27]，特别是近来龙山文化遗址即山东邹平丁公村又发现刻画文字，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有人甚至还破译了它的意义，证明中国文字发明之早[28]，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上古人类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了运用符号进行思想表述、记录与交流的能力？

但是，对于生命来源的好奇，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和符号的思维，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而是世界普遍思想的共性，在描述世界范围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起源的著作中，人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因此，它并不能构成中国知识与思想的独特理路的起点或基础，我总觉得，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启发也许来自以下几个考古的发现，这就是良渚玉琮、濮阳蚌壳龙虎和凌家滩玉版。

良渚玉琮、濮阳龙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思想史意义

玉琮过去曾经被认为是周汉时代的器物，也就是说它出现得很晚，晚到公元前一千年以后才有，如清代吴大澂的《古玉图考》，而且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织机上的附件，如近人郭宝钧的《古玉新诠》。但是，1976年，在商代的妇好墓中一下子出土了十四件玉琮，近年又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石琮和玉琮，特别是良渚文化遗址（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4M，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12M）中的大玉琮的发现与确认，玉琮的时代已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以前[29]。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饰以动物纹样（有兽面纹或鸟纹）的玉器，《周礼·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中又说，“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30]，可能在古代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礼器，根据一些学者特别是张光直的研究，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31]，因为它的形制象征了天与地，并且刻有种种协助神秘力量的动物图案，又由玉这种据说可以通神的质料制成，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测，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照相似性原则进行的，玉琮是玉所制，本身十分圣洁，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它的内部又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通天地、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32]。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很巧的是，近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45号墓又发现了墓葬中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33]。过去，很多学者以为，中国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四方的说法起源不会太早，但是近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面上所绘的北斗龙虎二十八宿天文图的面世已经动摇了这种看法，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龙虎则进一步把这种天象的认识提早到了上古时代，我们知道，在古代四方与四季是互相配合的，特别是一龙一虎，分别象征东、西两方，而且引申为古代最为关注的春、秋两季，如果这个以蚌壳堆成的龙虎图案真的就是青龙、白虎，它象征的真的就是东、西两方，那么，中国古代的四方四神所蕴涵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就要提早到相当早的时代了[34]。

更巧的是，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第四号墓又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很富有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方内圆的图案[35]，据测定，凌家滩第四号墓距今在四千五百年左右，而玉版玉龟正好在墓底中央，“估计原来是放置在墓主胸部”，显然意义十分重要，据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它与后来的式、镜类似，象征四极八方，包含了古代的空间和时间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史记》的《龟策列传》中的灵龟信仰[36]，有的学者相信它就是没有文字之前中国人表示“方位”与“数理”的工具[37]，有的学者甚至于相信，这是夏代或更早的“律历制度”，是“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38]。无论如何，应该相信这是一个富有神秘意味的发现，它很可能与古代的“巫术”有关，古代的“巫”字即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工”即古代的“矩”，原始的“巫”即操“矩”测天地者[39]，与古“巫”字字形最近者为“癸”，“癸”（揆）有度量之义，与古“巫”者职能最近者为“史”，“史”字也是手执一“中”，“中”可能是笔。对于天地宇宙的四极八方的把握，可能在早期就是“巫术”的中心。近来，考古学家又注意到了“八角星纹”，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外底有八角星纹，岳阳坟山堡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出土过八角形镂孔垫座，齐家文化铜镜、吴县澄湖良渚文化贯耳壶、殷商妇好墓的器物都有八角星纹，似乎“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40]，这更让人相信，比我们过去知道的要早得多，中国人已经有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观念。

这种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如果以上思路成立，那么这些证据就说明：第一，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这于中国这一名称的内涵有一定的关系，对天地的感觉与想象也与此后中国人的各种抽象观念有极深的关系。第二，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出发的运思与想象，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原初起点，换句话说，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它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在思维中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先于四方的想法：天穹运转，天道左旋的现象会使人们生出一种天地中央螺旋形生成的观念；极点不动，天如穹盖的感觉会使人们形成一种天地均有中心和四方的观念；而当这种观念与神话相遇，就会在人间的意识与仪式中形成中央之帝王与四方之神祇的整齐神谱；当这种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依据。第三，这种象征天地的器物与解释宇宙的知识，由于前者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和后者拥有解释的“权威性”，所以也含有神秘力量，并成为一种技术，但是，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这种技术也并非人人皆有，只有同时拥有权力与知识的人才能拥有它，于是，神秘力量也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思想也就成了思想者的职业，“巫”与“史”的形成，及其与“王”的卡里斯玛的合一，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