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阶层“为王者师”的唯一凭借只是“真理”，但是当思想逐渐定型，并通过官方的认可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就失去了凭借“真理”与“权力”对抗的能力，从“王者师”的地位降到了“帝之臣仆”的地位。于是，相当多的士人常常要高扬一种强烈到过分的理想主义精神，用所谓的“君子”为标帜，以相当高的人格、道德标准来裁量现世，在这种普遍而永恒的真理中赢回自己的“话语权力”，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早在西汉后期，那个“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常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的盖宽饶，就曾经尝试过用这样的“圣道”来教训“信任中尚书宦官”的皇帝：

方今圣道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结果被天子送到中二千石处，只好“引佩刀自刭北阙下”[5]。

但文士阶层必须坚守这一立场，这是他们顽强地显示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们保持自身不至于湮灭的唯一策略，古典知识是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资源，理想主义的道德箴言与真理成了他们不得不树立的旗帜。他们自己不能成为权力中心，但要求权力拥有者具有这种古典知识和道德水准，当权力拥有者不得不遵循这一规则时，他们才有一些高踞权力之上的感觉。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在西汉末王莽才会有这么高的声望与影响，王莽的出现几乎受到一致的赞扬与欢呼，就连对王莽明显抱有偏见的《汉书》，也不能不说，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爵位益尊，节操愈谦”。他大义灭亲，礼贤下士，尊崇名儒，“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对外与匈奴讲和，对内尊崇古典文化：

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他还按照古代典籍对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周官》、《王制》设立官吏，仿古代故事巡狩祭祀，按古代形式明堂授诸侯茅土，这种古典主义的做法显然不切实际，也激起了拥有实际权力的贵族的反抗，但却深得士人的欢迎[6]。无论王莽是哗众取宠还是故作姿态，但那时他的举措无疑刺激了士人阶层的自信心，鼓励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使他们能在这种理想立场中坚持他们的信念，凸显他们的存在，而王莽的最终失败，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理想的破灭。

东汉并没有改变思想与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格局，权力在皇族、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不断分配与转移甚至加剧了这种紧张，东汉的权力拥有者对文化、思想与知识常常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文士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在权力的压迫下也常常只能放弃所谓“君子”理想，转入“文吏”即官僚阶层之中以实际知识与技术实现社会价值[7]。但是，另一部分“文士”则在这种紧张中越加凸显自己的存在，恪守一种近乎教条的理想主义，他们一方面高悬绝对的非实用的价值观，以此来抗拒世俗社会的侵蚀，批判世俗社会非文化的倾向，一方面顽强地恪守古典知识，以这种普通人难以把握的知识来保持自身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独占地位，同时也保证自身与其他阶层的距离与差异。《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尚名节》一条曾搜集了不少事例，说明当时文士中“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的风气[8]，而更重要的是东汉文士激扬文字、处士横议之中那种理想精神与普世真理的高悬，《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当时风气，已经从入世为官来实现价值，转到了超越世俗实际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自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婞直”，即所谓的“正”——

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9]

做“正人”既是在人格上对自己的苛求也是对他人的苛求，说“正论”既是在哲理上追求正义与公正，也是追求完美与永恒，这种“正人”的人格追求与“正论”的真理追求多是在理想境界中的倘佯而不切实用，范晔曾不以为然地说到东汉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但上不能“通物方，弘时务”，下则是“盗虚名”，终“归于无用”[10]，但是从文士这方面来说，这是他们不可移易的立场与基石[11]。杨政“肉袒，以箭贯耳，抱（范）升子潜伏道旁，候车驾”，为其师申冤，与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交往时“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不仅是求“显名”，也是在以生命捍卫一种“正人”的人格标准[12]；鲁丕坚持说经如“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不仅是恪守家法，而且是在坚持“正论”即真理高于一切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他制止赵王商到学官居住以避传染病，上书以《礼》捍卫学官，不仅是因为“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而且也因为这是思想、知识与权力孰轻孰重的象征[13]。公元106年，一个叫高敏的文人上书说，现在“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即使名义上是儒生，也“不务经学，竞于人事”，这是文士对理想与思想在世俗事务中被实用主义瓦解的忧虑，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传曰：“王者之臣，其实师也”，言其道德可师也。

引经据典，反映了文士企图依据经典掌握对现实批评的真理，“其实师也”，则曲折地表现了文士对于“王者之臣”附庸地位的不满，而“道德可师”，则透露了他们试图用文化的人格、道德来实现他们超越政治的愿望。他们显然相信“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14]，而前哲遗言与绝对真理，正是他们对抗权力的唯一凭借。于是，文士的理想主义在自身被边缘化的紧迫中表现得越发淋漓尽致[15]，二世纪中叶，这种理想主义在文士的议论中成为时尚的标帜，据说当时“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可是当这种危及特权与利益的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时，终于也招致了对它的反击，党锢之起，就标志着这种理想精神与普遍真理的挫折，也导致了思想史的一个巨大变化。

他们试图用文化的人格、道德来实现他们超越政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