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一般知识力图向精英思想提升的趋势一致，精英思想也在向这种一般知识索取资源。在汉初以来学术与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儒学不断修正其过分理想主义与精神主义的道德中心思路，采纳了相当多的黄、老思想为自己建构宇宙支持系统[32]，采纳了相当多的法术思想为自己开发制度与法律系统，同时也采纳了相当多的数术方技知识为自己建设一种沟通宇宙理论与实际政治运作和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策略与手段，不仅是董仲舒，此后相当多的儒者及官僚都在运用这种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为中心、灾异祥瑞与现实政治相贯通的理论，也有不少儒者或官僚本人就很精通这种预测祸福的技术[33]。随意举两个例子。《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

（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

所谓《易阴阳》是讲阴阳变化，《明堂》是讲祭祀制度，《月令》则是以天象历算为中心安排各种事宜的一门学问，都与纯粹的道德伦理无关，而与现实的阴阳灾变、神灵祈禳、天象历算相近，所以他上书中反复强调“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并讲了一套“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民之性成”的道理和五方五行配五神八卦的知识[34]，其实与纬书内容十分近似；《汉书·翼奉传》又记载，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汉宣帝时曾经上封事告诉皇帝，“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所谓“六情十二律”，也是以人的各种情感与五方相配，并分纳入十二支，根据这“十二律而御六情”，即可以洞察臣下的邪正忠奸，他还自称懂得“五际之要”，能察知日蚀地震的警示意味，“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35]，所谓“五际”，是一种以历日干支关系来推断人事的方法，孟康引《诗内传》说五际是“卯酉午戊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36]，如卯酉之间是革政，午亥之际是革命等，翼奉说，“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于是传统中的历日推运之学、望气占星之学、物验地震之学，便都囊括于阴阳五行大系统中，得到了政治性的运用，翼奉所说的“六情”与“五际”，虽然出自他所传的齐诗系统，但也促进了纬书之学的兴盛，《春秋演孔图》就拈出这一理论，称“《诗》含五际六情”，而《春秋汉含孳》也沿用了翼奉的比喻，也说“巢居知风，穴处知雨”[37]。

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气。《汉书·萧望之传》记载，汉宣帝地节三年京城雨雹，萧望之便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并以为“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38]，又《匡衡传》记载，汉元帝初因为“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匡衡就上疏说，“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39]。尤其可以看出这种风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的，是以下两件事：其一是《汉书·翟方进传》所记，汉成帝时李寻看天象有荧惑守心，便上书翟氏提醒说，“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今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金历库，土逆度，辅湛没，火守舍”，所以一定要有所更张，这使翟氏忧心忡忡，因为翟氏也好星历之学，曾经向田终术等传授过这一技术，结果他听说这一灾变是“大臣宜当之”，又受到汉成帝的一顿斥责后，竟“即日自杀”[40]；其二是《汉书·丙吉传》中著名的牛喘故事，丙吉当政，“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倒是看到“牛喘吐舌”，却极为注意，据他说，“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41]。也就是说，作为位居三公的人，应当关心的是“调合阴阳”，而牛是否反常喘气，是阴阳是否失调的征兆，所以他要格外关注，想从中看出阴阳变化的大究竟，这就是所谓“《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的思路[42]。上述魏相的专门是《易》，“举贤良，以对策高第”，直至御史大夫，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萧望之不仅治《齐诗》，还向夏侯胜“问《论语》、《礼服》”，翟方进则是学《穀梁传》出身的博士，“积十余年，经学明习”[43]。当儒者所奉的经典中缺少“指象”，不能预见未来有何吉凶祸福，不能指示社会如何祈禳趋避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地要引进一些来自天象历算推运占星望气一类的知识与技术，来填充、修补或扩张自身原来的思想体系，其中《易》、《诗》、《春秋》是首当其冲的，《易》之阴阳，《诗》之比兴，《春秋》的灾异天变，都成了容纳与推衍天人感应的空间，他们通过征兆或象征，引入望气、星占、物验等等知识，借助阴阳五行的理论，采纳方术中的卦爻、干支与天象历算方法，把它们附会到政治问题上，以此来调节政治的运作[44]。

以解释已知现象，推测未知领域

本来，方技数术知识虽然来自对天象历算气象物候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经验，但它毕竟零散而不成系统，但是，当它进入上层社会，并需要解释已知与未知、当下与未来的所有事物与现象时，它就不免捉襟见肘，因为具体的经验并不能解释一切，于是当它被上层文化人所接纳，并提升为上层的思想时，它就把这种经验扩张，并引入了当时主流的宇宙理论，就可以借助理论的运算加上经验的想象，迅速膨胀自己的涵盖范围，以解释已知现象，推测未知领域。在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内容，都与巫祝史宗的知识与技术有关，但又都吸取了当时的哲理，超越了具体的、操作的范围，成了纯粹的，甚至是形而上的思辨。比如玄想宇宙时间经历了“太初”、“太始”、“太素”，宇宙空间状态有如“车轮之过”[45]，推测天与地一一相应，“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气，地有八风，天有九道，地有九州”[46]，想象自己所能亲见之外的地方，如“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上为天苑，星政山在昆仑东南，为地乳，上为天糜星……”[47]，如中国之外另有十洲，“玄洲在北海中，……上有芝草玄涧”，“流洲在西海中，……冶其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等等[48]。我想，纬书一方面要把当时人们看到的所有事物的事物和现象都整齐地纳入它所设定的秩序之中，使它们都得到妥善而合理的解释，至少是可信的解释，另一方面它要努力地延伸和扩张它的适用范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和现象也进行预定的安排与解释，也使自身的理论的权威性不受挑战，因此它不得不拓展它的想象与推理，从已知想象未知，从现存推测未来，从经验扩张到理论，它们选定“气”、“阴阳”、“五行”不仅因为这一思路是中国古代以来最为人所信奉的思路，而且这一理论的高度涵盖与超越性使它总是似是而非地可以解释一切，又符合人们直觉与经验，“汉代的思想家即使不是全部，似乎也是大部分接受了这个理论”[49]，其原因就是它本身来自古代中国思想世界，具有传统的惯性，又在解释中可以十分有效地自圆其说。于是，纬书之学不仅比方术多了一层自觉的宇宙理论与社会思想的色彩，而且也因为宇宙理论与社会思想的支持，使它自信可以解释更多的经验与想象、事物与现象，《尚书考灵曜》一开始论述天象地理历算推运，便是要为纬书之学建筑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而它也相信一切都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所谓“通天文者明，审地理者昌，明者天之时也，昌者地之财也”[50]。举几个例子，像冬季取火，本来是一种更新的仪式[51]，但有了“五行”的理论，它就可以解释，“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的原因[52]，像日晷之影的长短，本是据地球公转角度运算的历日之学，但有了“阴阳”理论，它就可以解释日晷之影变化中所暗示的水旱、日蚀、月蚀与阴阳消息的关系[53]；再像《春秋元命苞》关于月亮“体自无光，藉日照之乃明”的想象，恰恰与近代的观测一致，但它的依据却不是观测，而是阴阳理论，这种想象由于有了阴阳理论的推衍，所以便可以给予一个终极的解释说，月是“阴精”，阴为阳辅，所以只能藉阳之光[54]。可能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解释真是似是而非，但无论这种解释是天才的想象还是肤浅的比附，在当时它却极为有效地解释了一切，并给人们以掌握一切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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