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次是汉语的句式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惯常思路。尽管甲骨文由于刻写不易而略有简化句法的可能性，但是大体上从它的句法上可以看到一些古人思索的理路。通常，较为理性化的、完整的、表述充分的句法应当句式规范、结构完备，但研究者却说明[17]，在甲骨文中有很多与现代语言相当不同的句式，其中如：
主谓颠倒。例如：“受年商”（商受年），“今出羌”（羌今出），“
（御，祭名）王于上甲”（王
于上甲）。
使动、意动句无明显标志。如“归在川人”（使在川之人归来），“帝弗冬（终）兹邑”（帝难道不使兹邑长久）。
可割裂性。如“
奚大乙卅”（“奚卅”是宾语的一个词，但被“大乙”隔开），“其又
妣庚三人”（“
三人”一个词组被“妣庚”隔开），“十伐
五”（即“伐十
五”）。
在后来的汉语尤其是书面文字中，语法关系也常常不那么严格和细密，表达者常常省略或颠倒，而阅读者也总能“以意逆志”，这是否反映了古代中国思维世界的感觉主义倾向？因为汉字象形性的长期延续，它的独立呈意性使它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故而句法的规定性、约束性相对比较松散，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语言本身是思维的产物，也是思维运算的符号，如何表达与如何理解，本来需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规则，但是，当文字的图像意味依然比较浓厚，文字的独立表意功能依然比较明显时，就可以省略一些句法的规定和补充，凭着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共同文化习惯，他们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18]。
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在汉字的起源、繁衍和使用中，简略地推测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思路和方法，也就是说，从汉字本身我们大体了解的是他们“怎么想”，那么，我们还可以从汉字中了解他们“想什么”，像在文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在文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代中国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举一个例子，在古代生活与思想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与祭祀关系最密切的字是“示”，而这个“示”字，据唐兰的考证，说与“宗”、“主”实际上是由一个字分化而成的[19]，而陈梦家进一步指出，“卜辞的‘示’字，应是石主的象征”[20]，那么我们就知道，古代中国曾经有过祭祀时在宗庙中或祭坛上设石主（后来又设神主或立尸）作象征的习俗，而它与天象中的“电”组合为“神”，与筑土为坛的“土”组合为“社”，与手持肉的“
”组合为“祭”，与神主牌位的“且”组合为“祖”，与奉酒尊致福的“
”组合为“福”，与奉玉于器中的“
”组合为“礼”，从这些字的演生滋蘖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祭祀的意义和内容，在古代有那么多的从“示”之字，本身也显示了古代中国对于未知世界和神秘感受及对于神祇的崇敬心情，唯其如此，才会有关于神祇的字、关于祭祀的字、关于与神鬼沟通的方式和表达这种方式的汉字[21]。显然，在文字和文字组成的语言中常常会有隐藏很深的背景和意义，正如加藤常贤在《中国古代宗教与思想》中所指出的，“文字中的考古学发掘”，可以“解释出比经典更原始的或经典未表现出来的意义”[22]，所以我们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23]。
文字中的考古学发掘
[1]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认为大汶口的刻划符号是汉字，汉字的起源应当是在“太昊与炎帝时代”，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78。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与汉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原始文字，但似乎证据稍嫌不足，见裘氏所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参见周策纵《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及饶宗颐与之商榷的《书后》，《明报月刊》336—338期，340期，香港，1993年12期至1994年2期，1994年4期；又，可参见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载《考古》1994年1期；奕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3期。以上虽然释文有同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承认丁公村陶器刻符是文字，但是，张政烺却有不同看法，参见《文字与书法》，载《中国书法》第一期，1994。
[3]《原始思维》，163页、168页，丁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
[4]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
，《说文》一下：“茇，草根也”，通作“祓”，祈福避灾。
[5]《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1978年2月23日所刊唐兰文。
[6]下面甲骨文的说解，主要参考刘翔、陈抗等编《商周古文字读本》以及现代各家释文，语文出版社，1989。
[7]此从唐兰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十六章定为“秬”，为制鬯之黑黍，即《说文》中的“
”，527页。
[8]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曾经说到中国思维中喜好以具体的形式表达复杂的多样性和形式的齐合性，多少有些道理，但他未能进一步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赤冢忠等合编的《思想史》称，古代中国“读书人的逻辑运作，多运用比喻、对偶、对比、连锁、联想等等，缺乏根据正确的推理，求正确的判断和创造新知识的态度……，这些缺点的确是因为古人的逻辑思维尚未成熟之故，且无疑受到其言语之孤立语的性质所限制”，但似乎也缺乏深层原因的分析，大修馆，东京，1968；中译本，张昭译，56页，儒林出版社，台北，1981。
[9]以形说义是中国古代训诂中一个相当有用的原则，但这种思路有时会越出界限，如《说文》中的“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甲象人头”、“乙象人颈”，《韩非子·五蠹》中的“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等等，可见它有时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
[10]如后来道教的符，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卷104至107.473—509页所载“复文”，中华书局，1960。又可参见陕西户县汉墓出土的曹氏朱书解注瓶上的画符、洛阳西郊出土解注瓶的画符，分别见于《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1]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245页、246页，三联书店，1977。
[12]《说文解字》中共10516字，形声字占了8407字，此据梁启超说，见陈晋：《说文研究法》，145页，商务印书馆，1933。
[13]“光”字，甲骨文作
、
，从火在人上，金文作
、
，义、形均同，为光辉义。
[14]此处参考刘翔：《关于“有”、“无”的诠释》，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9年号，三联书店，1991。
[15]葛瑞汉（A.C.Graham）在Two Chinese Philosophers：Cheng Ming-tao and Cheng Yi-chuan（London：Lund Humphries，1958）中看到了这一解释，但他把土地划界这种意义看成是“理”字的原初意义，这就不符合汉字的构字法了。
[16]《说文解字注》第一篇上，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6页。
[17]以下例句均采用刘翔、陈抗等编著：《商周古文字读本》，260—272页。
[18]关于这一问题，语言与文学的研究中有一些比较笼统的分析，可以参看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89。
[19]唐兰：《释示、宗及主》，载《考古社刊》六期，1937。
[20]《殷虚卜辞综述》，440页，科学出版社，1956。
[21]本例参考了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22]《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思想》之《序说》，2页，哈佛燕京同志社，日本京都，1954。
[23]除了文字之外，还可以用于思想史研究的古代材料，可能是古代中国的图案和纹饰。如陕西半坡出土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图案、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陶盆上的五人舞蹈图案，河南临汝出土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案，其中都蕴涵着十分深邃的意义，但是，其明确的意义现在很难揣测，或是图腾象征，或是理想寄寓，由于后人的想象和发挥，常常变现出种种丰富的意味。毫无疑问，在古代中国的图案和纹饰中，最容易提及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从反山玉琮上的诡谲狰狞的兽面图案起，在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中它就反复出现，而它的反复出现，则意味着它的形制中有一种为相当普遍接受的意义。关于它的意义，可以参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载《中国青铜时代》313页以下，三联书店，1983；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中译本，2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