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轴心时代”

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也就是距离现在大约两千八百多年时起，基本安定的秩序被搅乱了。先是周厉王实行暴虐之政，而且任用巫祝实行专制，禁止平民批评（弥谤），于是使得国人（都市平民）造反，召公、周公联合起来取代周厉王，干起摄政的事情来，这是公元前841年，直到十四年后厉王去世，才把政权还给了周宣王[1]；接着，周宣王又被姜氏之戎打败，不得不大量搜刮民财壮丁（料民），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公元前789年，周王室在一点一点地衰落；又过几年，镐京发生了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枯涸，岐山崩塌，象征了西周的进一步败象；最终，一个无能而又刚愎自用的周幽王终于被申侯率领的西部夷人、犬戎的军队杀死于骊山，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灭亡[2]。第二年，太子宜臼在晋、郑、卫、秦等诸侯的拥立下即位，并把京城迁到了雒邑，这就是东周王朝的开始。东周王朝建立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诸侯渐渐变得比天子强大，天子龟缩在今天的洛阳一带，靠着各国诸侯的扶持、救济和贡献，才能维持其表面的“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于是，天下那种和谐与整齐的秩序终于坍塌了[3]。

与这个变乱的社会一道被抛掷于动荡之中的是思想的世界。造成这种思想世界变化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第二，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第三，“知识—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面，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正如《庄子·天下》所说：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于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道术将为天下裂”，这并不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是一个辉煌的开端，“神话时代与其心灵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终结了”，过去那些无须思索的真理崩溃之后，人们不得不思索，过去那种神化时代的自信消失之后，人们不得不在理智的思索中重建自信，过去那些天地有序的观念倾斜之后，人们不得不在观察中重新修复宇宙的格局，在这一思想分裂的时代，人类才真的开始不完全依赖幻想的神明和自在的真理，而运用自己的理性，于是，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进入了它自己的历程，这也许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4]：

与这个变乱的社会一道被抛掷于动荡之中的是思想世界

“道术将为天下裂”，这并不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是一个辉煌的开端

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年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阿斯脱（Zarathustra）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后以赛亚（Deufero-Isaiah）。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仅仅是这种进步的表现——都发生于这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

我想，中国这一思想的“轴心时代”，可能就是从《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的时候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