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这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的第三个现象是，道教逐渐形成系统的神学思路，使过去只能秘密传授的巫觋方士的知识与技术重新获得坚实的观念背景与清晰的理论表述，于是有了公开传授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同时在佛教的刺激下，道教清理并建立了道教的经典系统。
虽然从汉末以来，一些古代典籍就陆续不断地被道教挪用或转写，道教自身也不断推出新的典籍，如《太平经》、《想尔注》、《参同契》等等，不过真正道教经典的大量问世却是在魏晋时期，葛洪《抱朴子》的《遐览》一篇大概可以算是关于东晋以前道书的最完整书目，他在这里登录了四世纪中叶所看到的二百五十多种、一千一百多卷道教图书[87]，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魏晋时代道教书名中大体可以知道，当时道教典籍的内容与来源大体是三大类，一是从传统的方技类知识与技术中生成的，如《养生书》、《按摩经》、《素女经》、《彭祖经》、《容成经》、《黄庭经》以及炼丹的著作，它来自古代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知识系统，给人们提供长生与健康的技术；二是从传统的数术类知识与技术中滋生的，如《三皇文》、《灵卜仙经》、《入山经》、《正机经》、《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记》以及各种符图，它包括过去秘密传授的各种招神驱鬼、治病消灾、厌劾祈禳、堪舆下葬、卜问休咎等等，为信仰者提供现世生活中释厄解困的技术，三是关于道教的哲理以及种种道教的神话传说，如《西升经》、《老君玉历真经》、《化胡经》、《十洲记》等等，它依托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子著作与历史记载，阐述着道教关于宇宙天地的思索与想象，为人们提供信仰的依据与信心，激励着信仰者的精神。
但是，当时的道教书籍处在很零乱的状态下，正像葛洪所看到并记述的，“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88]，各地的道士各有若干卷经书，不同的道士也尊奉不同的典籍，随着时间的流逝，道教典籍的清理与整合也显出了它的迫切性，原因很简单，一方面，道教典籍在不断地膨胀，各种深奥的或浅俗的、精致的或粗糙的文本还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有的如神秘技术的密传文本要传钞下来，有的如仙真口授的口诀与笔写的符书要登录在案，日益精密和神奇的道教神仙传说也要整理出来；另一方面，道教的书毕竟格外零乱也缺乏甄别，这使得道教典籍缺乏神圣性质与经典意味，《老君音诵诫经》中就说，“从今以来，人伪道荒，经书舛错，后人伪诈，仙经图书，人人造法”，于是要求信仰者“勿复承按前人伪书经律”[89]，而陆修静也向道教中人宣布，“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学士宗竟，鲜有甄别”，于是《灵宝经》“或删破上清，或采抟馀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或以充旧典，或别置盟戒……遂令精粗糅杂，真伪混行，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他一语道及这种情形的后果是“上则损辱于灵囿，下则耻累于学者”[9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教要完全删除和捐弃这些典籍，如《老君音诵诫经》的建议似乎太过拘谨而严厉，它对于当时已经问世的各种典籍似乎都不屑一顾，说研习经典虽然“可益得身朝，但富贵为子孙资荫耳，无有长生登仙之阶”，只有读《老子》五千文才能求得永恒之道。问题是，如果仅仅允许信仰者研习《老子》，但《老子》却毕竟不是神学著作而是哲理论述，它似乎很难直接与道教的世俗目的挂钩，也很难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建构一种神学，向信仰者述说寻求长生之门径与技术。这一点，佛教徒曾经看得很清楚，他们很巧妙地利用过《老子》的这一特点把道家与道教区分开来，在褒扬《老子》的同时贬抑道教，按照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的说法，道教书中，恰恰只有老子五千文可以佩服，而其他的“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91]，退一步说，佛教徒还可以承认，“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但其他的典籍却都是“秦汉之妄，妖延魏晋，言不经圣，何云真典？”[92]释道安在《二教论》中就说，“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而诸如《黄庭》、《灵宝》、《上清》，则不是剽窃佛经，就是后人伪造，都体现的是世俗的粗俗的欲望和情感，像“炼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乖老庄玄言之本理”[93]。的确，当道教已经形成一种宗教的时候，它的宗旨已经不能完全由老庄的玄虚哲理来体现，它的目的也不能完全凭借老子的或庄子的格言或寓言来实现，一种追寻长生与幸福的宗教不能没有自己可以付诸实际、实现承诺的知识与技术，也不能没有用来支撑信仰与精神、惩罚罪恶与堕落的象征系统，“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94]，所以它确实已经不能专奉老庄之学而捐弃其他诸如厌胜劾召、降神驱鬼、养气炼形、尸解羽化、祸福劝诫、神鬼传说、符录禁咒等等知识与技术，问题只是在于如何使这些知识与技术的著作经典化和神圣化而已。因此，在公元四至五世纪，道教经典也逐渐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清理与整合过程，最终形成以《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为主的洞神类经典，以古《灵宝经》为主的洞玄部经典以及以《大洞真经》、《黄庭经》等文献为中心的上清类经典，南朝刘宋泰始七年（471年），陆修静奉敕整理道教典籍并编撰了《三洞经书目录》，从此道教的典籍有了一个堪与佛教相比的大体轮廓[95]。
当道教已经形成一种宗教的时候，它的宗旨已经不能完全由老庄的玄虚哲理来体现
关于道教典籍的形成史，并非思想史要讨论的中心话题，因为这一话题已经超出了思想史的范围而进入了文献学史的领域，而马伯乐、陈国符、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大渊忍尔等人也已经对此有了相当精细的研究[96]。我们试图在这里讨论的是，在这种对于典籍的“清整”中，由于大量本来属于寻求长生、释厄解困的知识与技术典籍和支持信仰、提升精神的神仙传说典籍从秘密流传转向公开传授，从零散杂乱转为整齐规范，已经堂皇地充当了道教的经典，那么，我们需要追问：这是否象征着思想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之间，本来就只是非常脆弱而稀薄的联系已经正式断裂？道教对于经典，从解释早期道家著作为主转向尊奉后世的道教著作为主，是否已经确认道教属于世俗社会的宗教定位？在道教思想、知识与技术的经典化圣洁化过程的同时，是否同时又有着一个确认自身社会功能的生活化俗世化的过程？
俗世化过程：确认道教在世俗生活中的意义
与道家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