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但是，另一种相反的语言态度也很有吸引力，那就是庄子一系对语言的怀疑与蔑视。

对语言的怀疑与蔑视首先来自对确定性的畏惧。每一个“名”都使它所指称的那一个事物与现象（实）具有确定性，但是历史变动不居，宇宙运转无方，社会动荡不定，这使得一切都没有永恒的确定性，“名”与“实”之间的差异变化，使任何界限与分别都经常失去意义。逝者如斯，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昔日之河非今日之河，南辕北辙，燕赵吴越，今是昨非，彼我真伪，《庄子》所谓“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59]，使人们越发怀疑“名”的确定性和普遍性，“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故事是一例，毛嫱丽姬对人之为美对鱼鸟麋鹿之为恶又是一例，“名”对“实”的确定与确认，常常使这种确定性成了强迫的普遍性，仿佛盖棺论定，不容人怀疑，甚至越俎代庖地在人们心目中取代事物或现象本身，以至于人们落入“郑人买履”或“刻舟求剑”的可笑境地。

庄子一系的学者对当时以“名”为“实”的思想和以“名”为“名”的思想似乎都不满意，前者容易把“名”当作“实”，落入“名”的窠臼，受“名”的束缚，当人们把事物和现象用“名”固定，那么就是区分了此与彼的界限，确立了“此”的存在，但是，这样就导致了彼此的对立，就仿佛“左”和“右”，本来无所谓左右，但人一固定于一个立场，取定一个方向，它就凸显了左右，而左右一经确定，人就不能自由地转动其立场与方向，这就叫“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60]，“道通为一”，仿佛天下本无所谓分界，相传彭蒙之师就说：“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61]，但人们为了追求一种确实的把握，人为地划出许多界限，如左右、伦常、正义、分别、辩说、竞争，然后又将它们定出是与非，此与彼，其实“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超越了具体的坐标，站在更广袤的空间和更漫长的时间上看，这一切又有什么分别，因此说，“辩也者，有不见也”[62]。但是，辩者以“名”为“名”，把“名”与“实”割离，专在“名”上运思，也不是庄子的追求，他曾经批评惠施一流“辩者之徒”，斤斤于各种名词概念的辩论，其实也还是在追逐各种指称“物”的“名”，于是陷入繁多与分别，使思想“散于万物”，这就是“逐万物而不返”，就好像“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完全是徒劳，于是“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尽管喋喋不休，其实根本没有扪摸到“道”，反而只成了“一蚊一虻之劳者也”[63]，所以庄子一系也极反对人们辩说是非，因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64]，所谓“一”，自然就是超越时空而永恒的“道”。

试图超越语言所能够叙述的世界以抚慰精神，是一些冥思玄想的哲人追求的境界，被后世称为“道家”（Taoism）的一些思想家把“道”推到终极的地位，于是就愈发不能不对语言的限度大加感慨，他们总是看到语言的传递与描述能力的局限，《庄子·秋水》中说，可以用语言来论说的，是“物之粗也”，即具体的、个别的现象或事物，而只能用直觉和意念来体验的，是“物之精也”，即抽象的、一般的哲理与思想，但是，还有连语言与意识都达不到的，那才是真正玄妙的终极之“道”[65]，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庄子·天道》一篇中把文字、语言和意义划出了等级，指出世上所珍贵的是文字记述的“道”，但是文字记录的不过是语言，尽管语言有其珍贵处，但真正的价值在于意义，意义也很重要，但赋予意义以价值的，却是不能用语言传达的“道”，他叹息，人们只懂得形、色、名、声，其实形色名声却没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以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66]，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67]

既然语言不能直接追寻“道”，那么只能靠神秘的内心体验来接近“道”。《庄子·人间世》中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心斋”，就是以虚明恬静的心灵来领悟“道”，要达到“心斋”，就要“坐忘”，忘记理性的语言，忘记感觉的感官，忘记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这样，在道家这里，名辩之学就无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