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人感应背后的心情：对君主的制约与对权力的超越
这里要讨论一下“天人感应”的话题。相当多的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都注意到了董仲舒以及其后的一些儒者以自然灾异与政治人事相联系的倾向[52]，例如《史记》中记载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53]，的确，《春秋繁露》中就有关于“灾异”是“天谴”、帝王将兴有“美祥”，将亡有“妖孽”，治世与乱世有不同征兆与不同之气等等，据说董仲舒本人真的相信这些“感应”，即王充《论衡·案书》中所说的“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一类的内容[54]。但是，不必把这种“感应”学说看成是一种“神学唯心主义”[55]，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十分强大而且久远的传统观念系统，即宇宙与社会、人类同源同构互感，它是几乎所有思想学说及知识技术的一个总体背景与产生土壤[56]，所以不仅秦汉之间以黄老思想为中心的论著有此说法，汉初以儒学为中心的陆贾有此说法[57]，当他将这种观念纳入儒者的知识系统时，无疑又兼容了墨子“天志”、“明鬼”的思想，使儒者的伦理原则获得了“天”与“鬼神”的监督与保证，使政治权威的权力有了来自“天”或“鬼神”的支持与权威，故而汉武帝时代的两个大儒公孙弘与董仲舒都尊奉这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引述着一个来自《易》的思想，像《吕氏春秋·应同》中所说，“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陆贾所说，“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58]，就在这两个儒者那里得到回应，公孙弘说：“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59]，董仲舒也说：“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其验皎然也”[60]，虽然前者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而后者的目的在于垂诫示警，但它们都相信“气同声比”时的感应。
无疑，这使社会的制度与策略得到了宇宙论的支持，正如《盐铁论》中文学批评大夫时所显示的那样，儒者已经从宇宙法则中获得了政治合理的依据，并从中引申出了一套关于法律制度的思路，“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暴强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下面一句极为重要——“在上所任”——于是，“圣人”与“君主”的重叠，常常使这种合理合法性成了专制的理由[61]，而人文的经典与世俗的律令的重叠，则使那些苛刻的刑法得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理由，而儒者的学说也在这种蜕变中渐渐法律化，《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记载，“是时上方向文学，（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掣令，扬主之明”，这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儒者之学本来就有对人的道德、伦理的过分苛求，对君的权威、正确的过分崇奉，于是，那种悬得过高的道德标准在不容置疑的经典文本的支持下，很容易成为酷吏的借口，而那种看似来自于天的自然法则，也会转化为人间道德的合理背景，使人们无法逃逸，史书记载“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公孙弘）数称其美”[62]，又是一个例子。
但是，却很少有人探讨一下这种“天人感应”背后的另一种知识阶层心境，先秦以来的儒学传统，一方面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一统”、“尊王攘夷”等口号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又以“仁政”、“德治”等思想为非官方的批判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学术的依据。本来，“天”、“人”或天道、人性优先的思路是可以对君主的专制权力进行遏制的，但是，汉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亟需象征性领袖的现实，却使“天”与“君主”凸显了他们的绝对地位，确立了“天”与“君”之间的对等互通。那么，当君主的权威被凸显之后，有什么力量可以对这种“天赋王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并保证它不至于膨胀成无限制的专制皇权？秦代以官僚科层构筑国家金字塔的法制以及汉代儒者定礼仪，行封禅，以“天志”比附“王权”与“君命”，已经把君主的威望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天子”一词实际上已经把“天”与“人”之间合一的自然联系再一次割断。古代“绝地天通”的结果是造就了文化的第一个垄断阶层即传递神意的巫祝史宗，而这一次“绝地天通”的结果则是强化了天人之间行使世俗权力的“天子”，于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都集中于天子手中，他既是溥天之下子民与臣下的君主，也是溥天之下道德与人格的楷模，既是政治领袖，也是精神领袖，后来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可以由他一人居中代表。但是，一直自认是意义与价值的指导者与阐释者的知识阶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不得不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又深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凌驾一切之上，甚至剥夺了知识阶层对意义与价值的最终裁判权的局面，于是，董仲舒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63]，所谓君主政令失误、不尊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力更加无限的“天”，他安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次序，是希望君主“法天而行”[64]，他坚持“有道伐无道”的“天理”，是希望君主有所畏惧[65]，他说，君主如果“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66]，看来他希望的是，君主会因为天降灾异而有所收敛，这样，知识阶层就能够又一次代天立言，拥有一些与政治抗衡、对君主制约的权力。其实，从直接拥有确认价值与意义的话语权力的帝王之师友，到间接依靠灾异祥瑞的感应来恳请君主认可价值与意义的帝王之臣下，知识阶层已经处在尴尬与矛盾之中，在天人感应的思路背后，我们不也能看到他们的苦心孤诣么？[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