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精英思想和一般知识：方术及其思想史意味

神秘思想与技术在精英与经典思想中的隐退

毫无疑问，战国时代是一个理智昌明的时代，儒者、墨者和道者分别显示了理智的三个趋向，一是道德意味极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呼吁人们维护内心的尊严、平静和崇高；一是实用色彩很强烈的，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指引人们设法维护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庶和个人的生存；在此而外，还有以精神超越与人生永恒为追寻目标的，以反智倾向出现的理智，它试图在社会压力下保护个体生存和精神自由。至于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神秘思想与技术，则在追求理智的文化人中渐渐退化为一些单纯的仪式、寓言或象征[1]，“祭神如神在”的心理使相当多的上层文化人对神秘的思想与技术敬而远之，特别是当那些仅仅满足具体要求而施行的数术方技越来越难以逃避理智的检验时，神秘主义就在文化人中渐渐散去，战国晚期的一些文献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种思想的趋向。《韩非子·显学》说：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2]

《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也记载：前者所说的“徵”，就是说巫祝之术是否有效要看它有无验证，即是否能经过理智的检查，而后者所说的“古之人”，大约不会太古老，说的可能就是战国早些时候的事情。

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3]

不过，这是在知识精英中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是在那些以思想为自己职业并试图以思想、文化来影响和干预社会的知识阶层中，人们才认可了这种理智的权威，并把这种理智作为不容置疑的假设和前提，可是，在普通民众的传统中却并非如此，尽管历史教科书总是只告诉我们，那个时代产生的理智的思想和学说，可是，我们在战国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理智思潮笼罩一切的倾向，相反，有一些迹象却向我们提示，在那些以改善具体生存状态为目标为思考内容，并以实现这些目标为理想的一般民众甚至贵族中，他们赖以支撑自信，维持伦理，并实现欲求的，并不是超越在世俗之上的哲理和学说，而是一整套有关礼俗、仪式的知识与技术，即从殷周一直延续着的解释宇宙与社会的知识，沟通人、神的技术，维持社会的礼俗和象征秩序的仪式。

大小传统的理论及其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运用时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