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崛起与思想变异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在上一章里我们曾经提到，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文化承担者主要是执掌了通天权力的祝、卜、史、宗等等半巫半史的贵族知识者，但是，随着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的衰退与周边诸侯国的兴盛，这种过去被垄断的思想权力逐渐分散。在各诸侯国里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过去王官的文化人，《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1]，所谓“幽、厉之后”，大约就是春秋时代，《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自述其家世时也说到，世世代代在周室掌管史记的司马氏，在惠、襄之间也分散到了各诸侯国，“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而所谓“惠、襄之间”即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19年，也正值春秋时代[2]。《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向鲁昭公论古代官以鸟名，孔子就曾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3]，并亲自上门向郯子请教，可见当时文化的变迁；而《论语·微子》也记载，鲁哀公时，社会混乱，礼崩乐坏，于是“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4]，更说明这种文化和知识世家的分崩离析从很早就开始，而且一直在延续。从《左传》记事的前五公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27年这一个世纪的记载来看，在各诸侯身边执掌仪式、解述卜筮、预言吉凶、阐述思想的文化人就有祭仲、臧僖伯、众仲、季梁、臧哀伯、申繻、史嚣、御孙、曹刿、狐突、卜偃、宫之奇、卜徒父、史苏、臧文仲等等，过去“王官”也就是天子独占的文化和知识的话语，逐渐被这些文化人带到了各个诸侯国[5]。
士的崛起：原属王官的知识阶层下移与原为下层士人的上升
但是，这还并不是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阐释和应用者这一背景来看，更重要的可能是“士”的崛起及其对文化与知识的掌握。从春秋到战国，古代中国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士”也就是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人的活跃[6]。大体上，“士”的崛起有两种类型，在前期即春秋时期多是本属王官的知识人流入诸侯之采邑，或一些本是贵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颓降为“士”，主要是身份下降，例如《左传》襄公十年伯舆的大夫瑕禽在与王叔的家臣辩论时说，东周初建，“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这本来也是贵族，但是后来由于王叔当权，“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他们就成了“筚门闺窦”的士人[7]；又如昭公三年记载，公室如今已经是“季世”，“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为皂隶”，据杜注，八姓是“晋旧臣之族也”，而“皂隶”则是贱官[8]，恰如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的话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种在虞、夏、商三代时本是帝王之姓的后人沦落为庶民的事实，使人们终于认识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变迁[9]，而这种阶层下降造成了春秋时代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但在后期即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主要则是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鹖冠子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尽管他们可能也是孔子一系的弟子[10]，如果说前期的文化知识阐述者还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力，那么后期知识垄断者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是“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这表明了知识人的地位升降，也显示了时代的差异，当然，这与教育的普及有关，除了像孔子、墨子那样的私人讲习处外，当时官方的学校也与过去单纯传授知识与技术不同，《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与乡校的一段故事说明，至少从春秋后期开始，在很普遍的程度上有了“乡校”这样的教育机构，里面有了相当数量的既了解政治又可以发表批评言论的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按照《国语·鲁语下》的描述：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11]。
据传，当时人习六艺即书、射、御、算、礼、乐，看来他们在此之外还有舆论监督、思想横议的职责，这些人正是“士”。
知识人的地位升降，显示了时代的差异
思想与权力的分离以及思想与技术的分离
思想话语的承负者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在这时出现了分离，思想话语和实用知识在这时也出现了分离，思想俯瞰政治，觉得它常常不符合人文价值或道德准则，于是要给予批评，政治有时要借助思想，于是偶尔也听从这种教训，直到它完全不切实用才把它抛开，思想脱离实用，似乎不再需要依赖知识证明它的合理性，于是可以超越于制度、技术性的支持或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于是，就是这一时间的思想活跃，使得思想迅速滋生出各种各样的流派与分枝，就是它与权力的短暂分离，给了它自由的生长空间。而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天下都在动荡之中，动荡的社会失去了秩序，过去垄断话语权力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文化和知识的独占，而逐渐强大的诸侯对于这批文化人的思考和追问半信半疑，虽然说，在普遍追求实利和实力的时代，价值的理性依据和意义的历史背景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但是，有时候人们包括政治权力拥有者又需要这种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行为给予证明或支撑。这时，“思想”与“权威”的疏离无疑正好造就了思想者，当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军事进行实用性的阐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独立地思考更深入的问题，也可以改变过去的阐述方式，对业已变化了的世界重新进行思考和批评。因此，随着王官失守、学术下移而来的，一方面是思想与文化的承担者的数量增多，一方面是思想与文化的承担者的权威丧失，知识阶层在这一时代与无可争辩的权力发生了分离，学术思想在这一时代与不证自明的真理发生了分离，于是“士”阶层的崛起和独立、“士”思想的崛起和独立，才演成了春秋到战国时代最为辉煌的百家争鸣[12]。
权威知识的失效与思想者的怀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