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战国时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大约是类似“盖天说”的一种宇宙观。天体在视觉中的运动，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生活在北半球的人对于地球的自转，首先感觉到的是“天道左旋”，即天穹由东向西的运转，由于自转是以北极与南极为中轴的，因此古代中国人很容易就感觉到天体越往南转幅越大，越往北转幅越小，而正北有一个几乎不动的地方，仿佛一个轴心，所有星辰都在环绕它转动，这个地方就是“天”之北极，《论语·为政》所谓“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意思，《尚书·尧典》所谓“璿玑玉衡”也是指的天轴北极和它的象征物北斗星。于是，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穹是圆的，像一个覆盖着的斗笠[6]，以北极和北斗为中心，列星环布，运行不已，日月也是如此，随天体旋转而东升西坠[7]。因此，永恒不动的北极，以它处在圆心而无对称点的空间位置、超越日出日落为标志的岁月的时间位置，被视为“天”之枢轴和中心，并拥有至高无上的“一”的地位；随季节转动斗柄的北斗，被视为“天意”的发布者，操纵着季节的变换，安排着人世的时间，而斗柄在一年中分别指的四方即东南西北，也都有了其神圣的象征物（四象：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和象征色（青赤白黑以及附会五行之后的黄色）以及象征的季节（春夏秋冬）。有规律的天体运行、星辰轨迹，又被古代中国人聪明地用来划分年、季、月、节气、日与时，将空间关系转换成时间关系。

同样，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也在不断的交往、迁徙、战争之中，逐渐了解了自己所居住的大地，他们想象自己所居住的是一个井字形的大地，所谓“九州”的说法或想法大概很早就有，《禹贡》所谓“禹别九州”尽管是一个传说[8]，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的疆域划分尽管是一种构想，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天下”的理解，特别是北、东、南、西的顺时针方向与“天道左旋”的对应，更暗示了当时人对于“地”的理解和对于“天”的观察是力求叠合的。当然，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人对天下的理解实际上可能有差别，如在今河南的中原人可能以洛阳为中心构想“天下”的井字形结构，而在南方的楚人则可能以郢为中心设想天下的形状，但是那种对“地”的形状的想象和理解的思路却是一致的，都是把“地”与“天”相对应，想象出一个整齐有序、有固定的中心有边缘向外延伸的空间，《尚书·禹贡》所说的各五百里的“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所说的“五服”（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说的“九服”（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9]，大体上就是人们心中的天下疆域图式。顾颉刚曾说：“大体犹合当时局势，非纯出臆想”[10]。但是，虽然不是纯粹臆想，也并非实测或推理的结果，毋宁说只是当时人根据其知识和想象而衍生的一种设想。正是这种对“天下”的设想，导致了战国时代人们对“地”的一个普遍观念，即中央与四方或八方的“回”字形结构，正方形的大地，由一个中央与向外推衍的四或八个方向构成，而这四或八个方向又各与其象征的神祇、季节、时令、色彩相联系，这样，“地”与“天”就有了相同的结构，有了相通的象征，有了相应的关系。《管子·幼官图》关于东南西北与中的图式[11]、《山海经》对于地理中、东、南、西、北的想象[12]、《计倪内经》关于五方主神、佐神与配五行的记载[13]，其实都显示了当时人对于大地的观念或想象。

古代中国关于天地宇宙的最形象直观的器物，最早是玉琮，然后是明堂、灵台、式盘等等，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不再重复。《老子》说，“不窥牖，知天道”；《管子·心术下》说，“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14]，天地宇宙的意味一直是古人思想的中心之一，我们的问题是，这些来自经验的、体验的、推衍的甚至是玄想中的天、地，在思想史上究竟引出了什么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如何支持他们对于其他问题的思索？

宇宙起源理论的哲理化：天道与一、阴阳、四时、万物的秩序